这份通告，无论是版式还是用语，原本实在平平无奇，但发出来不过三个多小时候，我看到时，它的阅读量已经超过该号平日文章阅读量十多倍了。

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感叹不已，也有人讽刺：“清华取消独立精神了！”还有人则说，还是改了得好，名实相符了，相比起隔壁北大，清华人的精神本来也不见得独立，在海外常有清华人在群里教训老同学：“你在国内要知道还是国内好。”

这我想倒并不重要，就像哪怕身边的中国人并不文明，但并不妨碍国人自我标榜“礼仪之邦”。何况无论清华人怎样，也无论这次改名有何隐情，“独立精神”要被抹消，总归是可悲的事。

“独立精神”之所以对清华人有着特殊意义，当然是因为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知识分子精神图腾的陈寅恪，一百年前曾是清华的国学导师。

这句话，最早是1929年他用以祭奠王国维的，当他自己一生践行之后，又被纪念的后人题写在他的墓前。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主张这位国学大师的许多关键词，其实源出德国（请点击：《维舟｜陈寅恪思想的德国渊源》），不过，我当时谈到了“自由之思想”，却遗漏了“独立之精神”。

现在想来，陈寅恪所主张的“独立之精神”，只怕也有德国文化渊源。

传统的儒家士人，是谈不上“独立”的，更没有强调过“独立精神”。很多人可能以为“独立”就是“气节”、“风骨”，然而，那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海瑞可算得“硬骨头”，冒死上疏，直斥人君之非，不可谓无气节，然而他精神独立吗？他在狱中得知被他痛骂的嘉靖帝驾崩，“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这是大忠，不是独立。

陈寅恪标举知识分子“独立”，想来其要义在于“不受政治干涉的自主研究”，但这并不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那种象牙塔式清高，更重要的是隐含着“文化可以也必须超越政治”的信念。

也就是说，“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远不只是简单并列，而是紧密关联的一个有机整体，没有“独立”也就谈不上“自由”，唯有坚持“独立之精神”，才能以“自由之思想”达成超越。

这一内在动力所指向的，与其说是儒家的“成德”，倒不如说是古希腊的“爱智”。陈寅恪的另一段名言表达的就是这一层意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如果不了解西方思想，仅从国学出发，就很难清楚认识陈寅恪这番话的深意。

英语的“independent”（独立）一词，原本仅指“不依赖他者”，且原本主体是民族、教会等，直到1660年代以后才指个人，一直要到1790年，才有了“不偏不倚，不受外界影响”（“unbiased, set up so as to be unaffected by outside influence”）这一层含义。

在德语中，“独立”（Unabhängigkeit）一词首先强调的是自主性（Autokratie），而“自主”这一概念源出古希腊语autonomía，从词源上来说指的是人作为理性存在所具备的自决状态，乃是自由意志的体现。

一言以蔽之，只有自由人，才谈得上“独立”。

《辞源》对“独立”的解释

在儒家文化里，“独立”没有这样的内涵。勉强能诠释为“自立”的，是《易·大过》里的一句：“君子以独立不惧。”《荀子·儒效》里倒是有一句“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然而，这位大儒却否认了人可以实现独立自主。

不论哪一种含义，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独立”指的是一种离群的生存状态（且不说精神状态）：或是不依靠人而能自立，或是超群而“遗世独立”，或是孤苦无依，其背后的含义都是相对于群体而言。在一个集体主义深厚的国家，这种离群状态长久以来既不受肯定，遑论得到羡慕，甚至无法被许可。

《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一书中点出了其中的关键：强调个人自主权的西方文化，常常把对他人的依赖、粘缠看作是病态的，然而在那些注重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文化传统中，这种对他人的疏离、乃至自我孤立，才被看作是病态的。

就此而言，对注重家庭观念的儒家社会来说，强调“独立之精神”，实属不可想象。汉语里固然也有诸如“穷不夺志”这样的说法，然而那指的是坚定意志，而非倡导自主性。直到一百年前，陈寅恪才给“独立”和“自由”注入了全新内涵。陈寅恪这位国学大师，虽然总给人以一种“深知文化传统”的印象，但他身上的“现代”色彩其实一点也不少。

当然，他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基本上是对知识贵族的期待，因为只有“士”才有“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超越性使命，凡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门人，也会被他不留情面地革出教门。后来的知识分子，也总有人自觉守护这一火种，以确保薪尽火传。

诚然，“独立精神”原本也就是一句话，它既无法约束知识分子都能遵行，甚至不能确保他们都能准确理解，遑论做到。是不是留着作为一个公众号的名字，除了象征意义之外，原本也无关紧要，然而它之所以改名（或“被改名”），恰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哪怕只是象征，也自有其意义。

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它一旦照亮过我们的心灵，是不会被抹消的。

“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的判决已尘埃落定，结果并不意外：法院维持原判，原告杨景媛的全部诉求被驳回。根据这一判决结果，被告肖明瑫的记过处分被撤销，学校方面多人被问责，但杨同学的硕士学位认定合格。

肯定有很多人对这个结果不满，但这场原本茶杯里的风波已经引发了太大的社会风暴，特定群体的权利诉求必然要让位于更重要的考量——无论是尽快平息纷争，还是维持现有秩序。

到这一步，围观者可以散了，但对当事人来说，创伤还在。当然，我下面所说的，都基于我此前《接纳人性，才能接近真相》那篇对事件的推断，如果你不认同我的看法，那就不用看下去了。

杨同学败诉，是因为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她的诉求，但这既不能证明她“诬告”，和她的学术能力更是两回事。一句话，她的失败并非因为她是“恶女”，而是斗争策略问题：她选择“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高风险博弈，而未能在更有利的时机适可而止。

无论如何，这个结果对她而言也是个解脱：再坏的结果，也比没有任何结果苦熬着好。事实上，她在这波舆论风暴尚未引爆之前的6月初，就已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乞求早点判，“判我败诉也可以”。也就是说，她其实在等待一个确定的结局，相比起来，胜诉还是败诉反倒也没那么重要了。在结果出来后，她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永远都别向后看。”

尽管现在铺天盖地地把她描绘成一个霸凌弱男子的“恶女”，但她的内心其实相当脆弱。指责她咄咄逼人的那些人或许无法理解的一点是：她那种攻击性，其实是一种自我防御反应：为了保护自己，过度反应总比忍受着没反应要好。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起事件中，她表现出一种对潜在伤害的高度警觉，因为她害怕自己如果不能及时地、严厉地反击，将遭受更大的伤害。这势必让她的神经长期处于紧绷状态，而这种反应，表明她内心有着未处理的创伤。

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到诉讼后期，肖母强力后援，但杨同学却没见到有家人站出来支持她，她好像就一直是自己在微博上吐槽。长期压力巨大又缺乏后援，那么当她拼尽全力一搏时，难免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此而言，从事件发生以来的这两年里，在这么心绪难平的情况下，她居然还能完成硕士论文，已经算得相当不容易。

尽管有许多人诟病她的学术能力，但她看起来确实非常想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微博ID就叫“我真的想读PhD”，问题是她为何如此执着于读博？我猜想，原因之一可能是为了逃离——她很清楚，只要自己足够优秀，就可以逃离老家甘肃那个小地方，再也不用回去，而读博说不定是她能逃离的唯一出路。

尽管这一事件几乎肯定会严重冲击她的内心，却也没那么容易被打垮，相反，在情绪一次次崩溃时，她可以无所顾忌地释放，面对谩骂、败诉也完全无所谓，这有时看着像是自毁，但又像是干脆砸烂重来，倒也不失为一种勇气。

在自己微博上，她置顶了一条自己一年前说的一句话：“请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于千万次拯救自己于人间水火。”这应该是她的真心话，这个看起来内心相当脆弱的人，却又奇异般地有着非常坚韧顽强的一面，这样一个人，只要能扛过打击，完全有可能蜕变重生。

极为讽刺的是，那些公众的道德审判，对肖同学的伤害可能比对她还大。她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就这样了，你们又能拿我怎样”，但他却不能这样无所顾忌地暴露真实自我。

虽然看起来他大获全胜，但这结果对他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做没做过，他自己心里清楚。公众的反应肯定会让他意识到，真实的自我必须死死地掩盖起来，是不可能被社会接纳的，而这只会让他的病症更为顽固。从这一意义上说，那些宣称他清白的，其实很残忍，这些人需要他的形象作为一个工具来反击女权诉求，但完全不能接受真实的他。

杨同学的主导情绪是恐惧，而肖同学则是羞耻：他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和严厉的家教，这使得他在青春期欲望萌生之后陷入内心冲突，手淫就是内心冲突的外化表现，但这又反过来加剧了他的羞耻感。从现在爆出的信息来看，他已经演变成了心理痼疾，靠自己已无法控制。

似乎没有人提到的一点是：在图书馆事件中，他为何会选择面对一个大姐姐做出下流动作？那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对方长得漂亮，还因为他在潜意识里的恋母情结，喜欢那种比自己更成熟的女性。

坐在对面公然自慰，其实也是一种隐蔽的挑衅，那种刺激并不只是色情而已，也许更刺激的倒是那种紧张、挑衅、冒犯还不被抓住的快感，这是一种相当隐蔽的权力欲，极有可能源于他从小与母亲形成的对抗模式。

然而，这其实又是一种胆小鬼的游戏，一旦被抓包，他立刻陷入坍塌，讨好、哀求，只求放过，但这位姐姐可不像妈妈那样会放过他。到头来，这个妈宝男还得靠妈妈强力出击，出面收拾一地鸡毛。

肖母接管这事，固然是因为杨同学不肯妥协的态度，但也是因为她无法接受自己孩子真实的一面：孩子是她的“作品”，不容有瑕疵破坏，哪怕是孩子本人都不行。

这当然也是中国家长常见的心态，造成了无数悲剧，但肖母肯定认为自己很爱孩子——为了护犊，身为人母可以做出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她真的是爱孩子吗？倒不如说是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心血被毁掉，然而她没能意识到，这样加重了自己孩子的问题。

肖同学的这种心理痼疾，真正需要的是理解、包容但划下边界——青春期的男性，对异性有欲望是完全正常的，这本来没什么可羞耻的，但你不能在公共场合猥亵、骚扰，做了就得付出代价。

也就是说，他需要的既不是严厉禁止和管束，也不是包庇纵容，把他粉饰成完全清白无辜，而是有人告诉他合理的边界、正视自己内心真实的欲望，这样才有可能矫治行为上的偏差。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的创伤会更深、延续更久、更难治愈：他会发现，不但母亲无法接受真实的自己，那些站在他一边宣称他清白的人更不能接受，当然对面阵营的更把他视为“变态”。这种不敢暴露自我的羞耻感将一直伴随着他，成为困扰他内心的梦魇，那是相当折磨人的，并且无人可以理解。

回头看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杨同学对他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但一定要让这一次成为你的最后一次。”在经过这两年来的不断发酵之后，恐怕倒是还真的说到做到了。

很难说这到底是谁赢了：表面上看，诉讼结果是肖同学赢了，但从人格成长来看，他付出的代价更大。实际上，对他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承认错误，正视并改正，然而，那却是其母无法接受的，而他看来也缺乏这样的勇气与自主性。这也可见他的人格尚未成熟，这次的胜利，其实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母亲的胜利，并且是以他为代价的胜利。

河北孟村杀妻案最后一晚的电梯监控

8月21日深夜，河北孟村的刘某（25岁）陪着醉酒的丈夫金昊（26岁）回家。等她的父母再见到的时候，她已没了呼吸，浑身是伤，尸检报告里描述：“蛛网膜下腔血液沉积，右颞、左顶头皮下血肿，肺淤血表现……腰部三处愈合期的骨折伤……”

根据警方通报，她的致命死因是头部遭钝性打击，凶手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丈夫金昊。她遭此毒手的直接导火索，可能是给他的出轨对象打了一通电话。

事发后，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公众震惊的是施暴者如此残忍，而受害者的亲友们还有另一层震惊——连他们都不知道她身处地狱之中。

据她一位高中校友回忆，她当年单纯开朗，特别爱笑，婚后给人印象一直是生活幸福，“因为她从来只分享美好的事，她的心里充满美好”，“她不该死，她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

在她没有流量的社交媒体上，满是对幸福美满家庭的祈愿：

“我是市井小民，梦想是家人平安，嫁个普通人，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

“什么大富大贵大起大落都不重要，有了体贴有责任的老公，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有了平安安稳的小家，足以幸福地落泪了。”

“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受害者的微博截图

看得出来，她不仅是个好女孩，而且看得出来一直努力想做个好妻子。无独有偶，在广东佛山的杨晓东杀妻案中，受害者的高中同学也回忆：“她可以说是我见过最温柔最善良的女孩，高中三年，她都像个姐姐一样包容我们。”

相比起来，她们的丈夫却都极为残暴：杨晓东在妻子提出离婚7天后，就殴打并驾车撞击她三次，还疯狂地朝她捅了136刀，甚至在当初结婚登记时就威胁不答应就杀她全家；刘某在婚后不久就遭家暴，一再逆来顺受，最后却被丈夫打得没了人样。

为什么家暴的受害者多是好女人？为什么“好女人”却偏偏会栽在“坏男人”手里？

原因之一，恐怕恰恰是受害者被“好女人”的自我价值认同束缚住了手脚，让她们更倾向于采取包容、忍让的态度，因为她们相信这是“爱”，相信只要自己再“努力一下”，早晚能感化对方，至少挽救这段千疮百孔的关系——就像童话故事再三暗示，“逆来顺受是通往幸福的前提”，然而现实生活毕竟不是童话。

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好人”通常意味着为了照顾他人感受而忍让、克制，自我牺牲奉献。孟村家暴案的两位事主是高中同学，本来女主成绩更好，是为了男友才降分入读石家庄政法职业学校；读大学时，她自己买几十块钱的杂牌衣服，却省吃俭用去优衣库给男友买新衣。

自2021年10月16日结婚之后，刘某多次遭家暴，为了掩盖伤痕，夏天也穿长袖长裤，眼角流血就说是骑车摔的，她弟弟说，那是因为姐姐“想保留婚姻的体面”。

她的家属张女士说：“刚结婚没到十天的时候，她就说打得她受不了了，这个我们有录音。然后他们（男方）就一直在道歉，他也一再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刘某此后再也没有向娘家人倾诉自己被家暴，“她太要强了，她就忍着，怕父母担心。”

相比起来，凶手金昊名声从来不好。他从高中就开始热烈追求女主，追了多年，甚至把她的其他爱慕者都打跑了。老同学回忆，他爱霸凌别的学生，“上高中时，他就是小‘混混’，有权有势，爱打人，我们都怕他”，以至于高中毕业后两人一度短暂分手后，身边友人都劝她不要复合。

这样的事例看多了，难免让人疑惑：为什么好女孩被坏男孩追到手了？仅仅是因为他死缠烂打，而她善良好骗吗？

我想，这还有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越是那些善良、容忍的女孩子，通常越是不善于拒绝人，边界感不清晰，其结果就是底线可能一再遭突破；更关键的是，她们的“懂事”意味着她们极有可能成长于缺爱的原生家庭中，这使得她们抵挡不住那种热烈的情感轰炸，因为那正是她们内心渴望的，之后即便遭遇家暴，也总想着可以回到初期的甜蜜，而从小缺爱带来的独立，又使她们不习惯向原生家庭求助——求助甚至会让她们产生一种有毒的羞耻感，因为那是“不体面”的事，不敢声张让人知道。

凶手的原生家庭则迥然不同。无论金昊还是杨晓东，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都极有可能是自恋人格障碍（NPD），这类人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全能自恋，不但控制欲、支配欲极强，且把别人对自己的好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最乐于猎取的，正是那种“高价值、低自尊”的“好人”——因为高价值才能满足他们自恋，而低自尊才会屈从。

这其实是低度发展的人格特质。每个人在人生之初都是全能自恋的，弗洛伊德称之为“婴儿陛下”，其愿望就是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有一个“完美母亲”满足自己所有欲求。武志红在《深度关系》一书开篇就清楚说明了全能自恋与暴力的关联：

全能自恋是婴儿最原初的心理，因此也是人最原初的心理。它的逻辑是，“我一动念头，世界就该按照我的念头而运转”。当全能自恋受损时，人会产生自恋性暴怒。我将其称为“全能暴怒”，觉得这个词比“自恋性暴怒”更合适一些。受全能暴怒驱使时，人会产生毁灭欲。

这种人总是一副“自己永远有理”的样子，甚至他打你也都是因为你有什么不对，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全能自恋其实和受害者的人品、行为没有关联，常常只是自恋受挫带来的暴怒。

杨晓东的抑郁症，极有可能就源于此：他发现现实世界并不如他所愿，妻子比他更优秀，他就更要牢牢掌控，在那种优越感和支配欲的背后，其实是深深的自卑。

这可以解释一些家暴男的深层心理动因：他们实际上是“被宠坏的孩子”，真的自视为皇帝，认为家里的一切都得围绕着自己转，因而稍有不如意就不惜诉诸暴力手段，连工作失意，也打老婆出气。这种人嘴里说的“女人打服就好”，就表露出他们内心想的是把妻子完全工具化、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

这种人格的养成，意味着在早年经历了人格发育的停滞，那往往是和母亲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尤其是受到了过度溺爱，以至于将别人围绕着他转视为理所当然。也就是说，他的“本我”（“内在的小孩”）没有被“超我”（“内在的父母”）约束，结果就是为所欲为的全能自恋泛滥成灾。

在孟村杀妻案发生后，婆婆居然还帮忙掩盖，通关系搞到心梗的死亡证明，试图毁尸灭迹。这足可证明，这个当妈的完全没共情另一个女性的痛苦，而是对儿子纵容到底。

事实上，在这对小夫妻婚后第一次发生家暴后，婆婆面对上门来的媳妇娘家人，只是象征性地打了儿子几下，说“我管教无方，儿子不是人”，但并没有正式道歉。

这也是为什么越是那些重男轻女的地区和家庭，家庭暴力越是高发：因为在那样一种有毒的社会氛围中，男性从小就受到过度宠溺，在成长过程中和母亲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本该被约束的全能自恋迟迟没能获得健康发展，最终将这一模式带入到了亲密关系中，认为妻子也应当继续扮演“完美母亲”的角色，予取予求，横挑鼻子竖挑眼，稍有看不惯就拳打脚踢。

对新一代女性而言，这是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警惕那些以自我为中心、一再突破你边界的求爱者，那不是爱，因为真正爱你的人必然首先会尊重你、共情你的感受。

如果你有个女儿，别只是把她培养成“好女人”，太过懂事未必是好事，有边界、有锋芒才能让她们活出自我；当然，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儿子，那更要告诉他们，世界不会围绕着你转，别人更没有这个义务，暴力并不是力量的展现，只不过是招认自己无能。

耽美动画《世界第一初恋》

多达两三百名在“海棠文学城”网站上写耽美小说的作者，日前被兰州警方跨省抓捕，罪名是“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但事实上，许多作者的涉案金额并不高，甚至纯粹“用爱发电”，辛辛苦苦码字，也没赚几个钱，而他们的创作梦想大概率就此破灭，人生也为之改变了。

在这一波风暴中，最让人困惑的点也在这里：很多人不明白，写点“男男之间的情情爱爱”怎么就犯法了？就算是“小黄文”，有必要判那么重吗？如果判罚依据是牟利多少，那为什么无偿写作的也要被严厉查处？

去年安徽绩溪警方就曾打击了一波耽美文学作者，不止一位被判刑四到五年。更早之前的2018年，写耽美小说的“天一”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当时就引起了“写小说比强奸判得更重”的质问，太多人无法理解并进而质疑量刑标准。

正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兰州警方的行动是“远洋捕捞”，张丰在《如果已经穷到对文学青年下手》中说：

很多人感到悲哀，因为“写小说比那些强奸犯判得还重”，似乎文学创作变得非常危险。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指出：这个社会，或者某地的公检法系统，对这些年轻人真的太残忍了。或许恰恰是因为她们软弱，没有危害性，权力才选择了她们。

要记住，社会对年轻人的恶意，一定不是没有成本的，而代价属于每一个人。

不难看出，在他眼里，耽美小说和其它文学创作没什么本质区别，无非是一些作者写给有特定需求的读者看的，不理解为何因此获刑，只能解释为这些年轻人好欺负。

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这是一种基于个人权利的市场逻辑（有市场需求，作者有权写，读者有权看，只要没伤害他人就不应被惩处），然而警方开展行动的治理逻辑却不是这样。

简言之，这在意的既不是什么“市场需求”，也不是“个人权利”，而是捍卫社会道德秩序——有没有人利益受损、创作者牟利了多少，那都是次要的，因为这种家长制心态真正担心的是“有伤风化”，让社会上缺乏判断力和自制力的大众受了不良影响。

也就是说，它其实假定个人是不具备独立自主能力的，易于被“带节奏”，因此必须“防微杜渐”，在不良倾向稍有冒头的时候就加以严惩。之所以要重判，与其说是根据实际的罪责确定，倒不如说是作为一种杀一儆百的公开教育，吓阻更多人效仿。

要理解这种治理逻辑，仅仅着眼于当下的耽美文学是想不通的，因为这根植于儒家社会的政治传统：捍卫道德秩序是大家长重中之重的职责，任何“不洁”的危险苗头，都必须掐灭在摇篮里。就此而言，文学创作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为那并不被视为作者的自由表达，而首先得符合社会要求——“文以载道”最看重的既不是市场需求，也不是文学价值本身，而是文学的社会功用。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现在被视为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红楼梦》，在清朝就曾被多次禁毁，因为在卫道士眼里，大观园里那群少男少女的情爱，也是冲击礼教的“淫词”。

清人魏晋锡《学政全书·书坊禁例》记载当时法令：“题准：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

也就是说，除了“有裨礼教”的正能量书籍之外，其余歪门邪道，概行禁止，良民就得一门心思读圣贤书。

既然如此，那么“淫词小说”不管牟利多少，都要严厉打击。实际上，《大清律例》中甚至都没提到“牟利”，只说一律禁止：

民坊肆市卖一切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内政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处罚在有些方面比现在更严厉：创作、印刷、售卖都要判刑，甚至买来看的读者也要处以杖刑，而现在耽美文的判罚基本只处罚作者；然而有些方面清朝却远比现在宽松：大不了也就是三年徒刑（而强奸罪严重者可被判处绞刑乃至斩立决），不像现在写耽美竟可判处十年以上。

更关键的一个差别是：清代所谓“淫词”的界定和当下大异其趣，对“同性之爱”并无什么禁忌。费侠莉在深入研究后发现，清代的“医学文献并未将任何形式的性行为或性欲对象视为病态”，换言之，同性之间产生情欲是“正常”的。苏成捷的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中也指出：

中国古代的立法者从未禁止过女子之间的同性性行为。事实上，在清代或之前各朝代的法律文本中，我并未发现有任何只言片语提及女子之间的同性性行为，遑论对其加以禁止。

这是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所守卫的道德秩序是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同性之爱”只要无碍于这一点，那就没人在意。《红楼梦》中也有贾宝玉和秦钟同性之爱的暧昧描写，但那些卫道士之所以抨击它“淫词”，却不是因为这一点。

虽然我们现在或许觉得将《红楼梦》看作色情文学本身就很荒诞，但道德标尺的问题就在于其模糊性：到底怎样才算“淫词”，取决于你的道德尺度。

据耽美小说《天官赐福》创作的漫画

和清代相比，现在的耽美文学乍看是“情色”，但背后的社会心态其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清代的男性同性恋小说诸如《品花宝鉴》之类，大抵是“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但现在的耽美小说，却是“女性写给女性看的”。

这些年耽美小说之所以兴起，其深层次的社会动因是女性的觉醒：她们有了和上一代不一样的主体性，拒绝成为被男性凝视、支配的客体，而渴望一种更为平等的亲密关系，但在现实中却发现无法得到。

在这样的苦闷中，所谓“BL”（boy's love）的耽美小说就成为一条出路：因为两个主角都是男性，女性就免除了被男性支配的恐惧，反倒可以更自由地欣赏这份亲密互动，满足自己的情感濡养。

之所以有那么多耽美小说创作者都是家境困苦的女生，我猜想原因也在这里：这些新一代的娜拉醒来发现无路可走，正因为她们的处境比一般人更为窘迫，周遭的男性更为不堪，她们对异性恋也就更难抱有期待，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敏锐的感知和逃离现实的冲动，此时，耽美小说就是她们的乌托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创作者就算没什么收入仍然愿意不断去写，因为那首先出于她们内在的冲动。

起初，这或许被看作是一种人畜无害的小众趣味，然而当它吸引了越来越多受众、产生了越来越大社会影响时，那就不一样了。尤其当女性权利意识兴起、不婚不育观念盛行，耽美几乎很难不被视为一种危险的不良引导，至于你的“情感濡养”？那根本不是上位者考虑的事。

自去年以来耽美小说作者接连被刑处，可以说是一个转变的信号：在治理者看来，那种“风气”必须要加以扭转，以免产生更严重的社会后果——那才是他们更警惕的，相比起来，强奸案通常“只是”对个人的伤害。这种视角在意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社会秩序。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耽美文学之所以兴起，正是因为新一代女性感受到的苦闷，源于年轻人的结构性困境，仅仅对它重拳出击，并不能消除那种社会心理，让他们乖乖地去谈婚论嫁，相夫教子，一辈子谨守正能量价值观，反倒是在堵死了这个出口后，让一些人越发绝望了。

真正的正能量，是要让年轻人有活路，能自由舒展，才能看到希望。

何赵祥睿

清华大学地学系博士后何赵祥睿，4月7日凌晨从住所的15楼一跃而下，结束了31岁的人生。这距离他归国，还不到8个月的时间。

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学业相当优异的学子：2016年毕业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曾获“校级优秀毕业生”、“特等奖学金”；随即顺利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硕士，2023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SUNY-Albany）毕业，获得大气科学与气象学博士，当了一年博士后之后，2024年9月，和清华大学签约，毅然归国。

实际上，从他的履历来看，清华给的条件并不算好，因为并没有给他任何教职，仍然是读博士后。他之所以回来，看来不是因为看中什么优渥条件之后的权衡利弊，而是满腔热血想要报效祖国。确实，他到清华之后，表现相当积极，大量阅读马列著作，还申请入党。

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自杀？

4月4日，他在府右街游玩时，被警察当成了上访民众。有人猜测，可能是左翼热血青年目睹了什么，想为底层上访民众出头，结果被当成是一伙的，总之被盘查之后交给四川驻京工作组，随即又被转交给清华保卫处。第二天，他就被当作是一个刺头，迎来了绝罚：导师通知他，对他进行退站处理。

这个严重后果显然是他不曾料想到的。4月6日，他在接到通知要求立即移交资料、离开清华后，陷入绝望的境地，当晚心跳过速，打120送往积水潭医院救治。他苦苦乞求系领导，澄清自己“不是境外势力”、“不是思想发生了变化”、“我的意志是坚定的”，但没有任何用。随后他独自打车离开医院，回到住所，次日凌晨留下遗书后，跳楼自杀。

这当然是一个悲剧，而且是一个很难被谈论的悲剧，当然也不会公开报道，直至近日才从非正式渠道流传出来，但可想而知，那很难进入公众视野，一个如此杰出的青年才俊，就这样不明不白死了。

日前谈及此事，也有人奇怪我为什么会同情这样一个“小粉红”，但我想不论其立场如何，都不应该就这样死了。我惋惜的甚至也不是“好不容易培养了一个博士”，而是我认为他生而为人，值得有更好的人生。

问题是：他的人生是怎么会就这样走入绝境的？

毫无疑问，最直接的推手是清华的处理方式：不管4月4日那天发生了什么，警察就算把他当作了上访的“麻烦制造者”，但没有把他拘押，而是交给了四川驻京工作组处理，也就是说，在性质上没觉得这多严重，由他们内部加以处理即可。然而，清华当即就把他开除了。

为什么清华会这么处理，内情不明，很有可能的一点是：他长久以来阅读马列原版著作，早已被保卫科列入黑名单了，现在出事，证实了他们原本的怀疑，审问他时，恐怕说了不少狠话，把问题说得格外严重。但校方肯定不是想置他于死地（那毕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只是想恐吓他一下，并借此摆脱他。

从他心跳加速住院来看，肯定是受了严重的惊吓，也因此，很多人将这一悲剧归结为他的“脆弱”与“天真”：他虽然已经31岁，但从未离开象牙塔，对现实社会的运作看来一无所知，猛然遇到这么一件事，扛不住突如其来的打击。以他的学力，即便清华博士后退站，按说也不至于走投无路，甚至再去美国重读也不无可能，然而，他似乎就此束手无策，除了以死明志之外想不出别的路可走。

我想，问题恐怕还不止这样。对这样一个长久以来一颗红心的左翼青年来说，这样的打击是难以承受：他一心想着报效祖国，结果却偏偏在祖国不被理解和接纳，那种幻灭感是致命的。

据事后知情人披露，他所成长的家庭，背景都是红彤彤的，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爱党爱国，可以说根正苗红。他本科就读的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最初的来历就是解放军驻川气象部队转业，是解放军第二炮兵、成都军区大气科学专业“国防生”培养单位。

他的这种受教育背景，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在美国八年读完了硕博，明明以他的学历和专业背景留在北美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但他还是回来“报效祖国”了——他是相当认真地看待这四个字的。

恐怕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政治倾向让他无意中成了一个异类。事后有人说，一般“左”的人在遇到警察盘查时都会很配合，他那天为何会与警察冲突？我想是因为，社会上所谓的“左”，其实按西方政治光谱来看是“右”，其标志性特质是认同现存秩序，然而他却是一个本着理想去认同底层民众，质疑这一现存秩序的“激左”，实际上更像是一个革命者而不自知。

在受校方审问后，短短两天内，他内心起了巨大变化，宣称自己“不想干大事，只当个家庭煮夫”，不随便走动，不随便和人联系。这意味着，他原先的政治热情已经破灭，一心只想远离政治。

他终于迟迟意识到一点：他原先所设想的那种“报效”其实是一厢情愿的，因为对组织来说，真正需要你的“报效”就是你当好螺丝钉，需要你的技术才干，但不需要你有自作主张的政治热情，那不是你能碰的。

一旦你被视为“思想有问题的同志”，那么等待你的就是被清除出组织。这是我们这个社会运作的一个常见逻辑，仿佛有了什么污点，那为了保持共同体的纯洁性，你就必须被处理掉。至于其中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误伤，那是在所不惜的。因为官僚体系所首先确保的，是自身的免责。

系里在致家属的慰问信上字斟句酌，其父要求加上“遗憾”、“不仅是您家庭的巨大损失，更是我们学校的莫大痛惜”、“残酷的现实却让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这让我们感到无比的遗憾和惋惜”这些词句，也遭到了无情拒绝。

这意味着，系里不愿意承认这是处理失当，也不承认他是“好同志”，而坚持原有定性，即他是“受了不良思想影响”。大概在他们眼里，就算自杀，也相当于是畏罪自杀。

这样的死有价值吗？我想，他的死，对很多人都会是一个警醒：如果你要报效祖国，那就老老实实当工具人，不需要你有自作主张的思想。当然，如果你想独立思考，那就想清楚承受身为异类的代价。

就在不久之前，专家学者们还在怀疑俄罗斯可能陷入经济崩溃、军事失败乃至国家解体的境地，现在忽然之间，它仿佛又成了令美国、欧洲都为之焦虑、恐惧的强敌。

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这么快发生变动，变动的只是舆论场上的看法，而如果我们被它所左右，难免就无法看清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尽管现在渲染川普的谄媚、欧洲的软弱，但实际上，俄罗斯才是纸老虎。

表面上看，俄乌双方现在战场上是相持不下的僵局，但俄罗斯以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国力、军备，三年下来竟然只打成平手，这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

别的不说，如果真能在战场上占到更大便宜，俄罗斯只怕对和谈也不会感兴趣，那既不符合它过往的历史记录，也不符合普京的个性。

三年战争，俄罗斯的总债务飙升了79.3万亿卢布，暴增86%。俄罗斯央行的基准利率达到了夸张的21%，但仍未能阻止通胀率一路攀升。连那些在战时拿到大笔订单的军工企业也被加息重创，面临破产的窘境。

俄央行行长艾尔维拉·纳比乌林娜（Elvira Nabiullina）承认，卢布的贬值反映出市场判断俄经济将陷入长期低迷前景。也难怪去年底英国《经济学人》封面文章断言，俄罗斯经济将在2025年全面崩溃。

这是明眼人不难看出的。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基于俄罗斯的战争损失和经济困境认定：“普京现在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我们应该加以利用”，“如果这是在玩扑克，普京手里拿着一对2，却在孤注一掷地虚张声势。”

回头来看，普京发动这场战争本身就是虚张声势：用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来掩盖自身的虚弱。在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的国力开始了漫长的相对衰落，尽管有短暂的起色，但它的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并不足以支撑它重振大国雄风。

在手握一副烂牌的情况下还雄心勃勃，那么虚张声势是必不可少的演技。也就是说，尽管这看起来是一场战争，但实际上是一出以战争形式出现的政治戏码：通过一番敲打，辅以恫吓和讹诈，榨取到对方原本不肯自愿给到的利益，屈从于己方的政治意志。

要做到这一点，自身实力还在其次，关键是赌对各方反应，寄希望于对手的分裂、软弱和混乱。对俄罗斯最有利的情况应该是这样：

• 速战速决，己方承受的损失在可控范围内；

• 内部混乱的乌克兰无法抵抗，很快投降；

• 美国不愿介入，因为无关其核心利益；

• 欧洲没有美国领导，群龙无首，不能团结起来坚决回应，也顾忌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这样的理想条件，有一部分的确出现了，尤其是当下的美欧分裂，对普京来说肯定正中下怀。日前，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俄罗斯问题分析师、曾就职于奥巴马政府的国务院的麦克斯·伯格曼说：“我认为他看到了真正的机会，既能在实际上赢得乌克兰战争，又能把美国从乌克兰和欧洲排挤出去。”

然而，更多设想却落空了：乌克兰出人意料地抵抗了三年之久，俄罗斯陷入了一个难以脱身的泥潭，而欧洲倒是成功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虽然缺了美国的支持，但即便蹒跚向前，居然行动起来力撑乌克兰了。

2023年的一项欧洲民调显示：78%的欧洲人认为俄罗斯是对欧洲安全的威胁；77%相信俄罗斯当局应为乌克兰当下局势负责；42%认为欧盟目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弱于俄罗斯。这意味着欧洲人正在认真看待俄罗斯的威胁，但并非对自身力量没有自信。

普京玩的是一个以小博大的危险游戏，只有在对方分裂、混乱的前提下才能获胜。俄罗斯的开战与其说是以乌克兰为对手，不如说是以西方为对手，但另一面，它又再三不惜诉诸核讹诈来阻止美欧涉入，仿佛它对乌克兰有私仇要报，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最终正是其自身的行为，使得它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本来，乌克兰东部、南部的俄语区一直有着强大的亲俄势力。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这两块区域的民众以压倒性多数支持加入一个与俄罗斯的关税同盟，而不是加入欧盟。

然而，战争爆发后，最亲俄的乌东四州和克里米亚（占乌克兰总人口约20%）被俄罗斯控制，对剩下部分的乌克兰人来说，选择哪一边几乎已经没有悬念：2022年11月的一项民调，高达86%的乌克兰人相信，和欧盟保持更紧密关系，对乌克兰来说是好事，而78%的人认为亲俄是坏事。

数据来源：GeoPoll，2022年11月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曾孙女、国际问题教授尼娜·赫鲁晓娃在开战后不到一个月就判断，俄罗斯此举只会让乌克兰加速远离：

现在乌克兰将是绝对的乌克兰。当普京说西方正在使乌克兰反俄时，他在使乌克兰反俄方面所做的工作，比美国的任何宣传都要多，因为你不能把一个国家炸得爱你。

他们怎么会认为轰炸完乌克兰，然后指望他们来接近俄罗斯，这让我无法理解。我认为现在的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团结和独立。

俄罗斯经此一战，算是彻底失去乌克兰了，不管最终沿着哪条边界线停火，俄罗斯都将很难对战后的乌克兰施加影响了，而这是占领一小块领土所无法弥补的损失。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有句话常被人引用，看起来就像是当下的预言：“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

常有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俄罗斯帝国梦的回潮，但值得注意的是：冲突的前沿从未像现在这样逼近俄罗斯的腹地。太平洋战争期间，加藤周一发现，虽然日本媒体上永远都宣称是己方获胜，但“获胜”的地点距离日本本土越来越近，他据此判断日本正走向失败。和历史上的俄国势力范围对比来看，俄罗斯当下的咄咄逼人，倒不如说更像是困兽犹斗。

本来，冷战后让前苏联的东欧卫星国投向西欧，似乎就是一种让俄罗斯保持虚弱的廉价、简单办法，俄罗斯无法阻挡这一进程，入侵乌克兰的结果，反倒让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原本的中立国倒向北约。

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如果乌克兰也“重返欧洲”，那么除了白俄罗斯这个突出部位之外，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已经退后到跟1917年极其苛刻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接近。

这意味着，这次战后，欧盟将不战而胜，实现德国在两场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实现的帝国梦，得到东欧的巨大腹地。那些嘲笑欧洲虚弱的人没有看到，哪怕是条顿骑士团东征的时代，西欧和中欧的影响力都不曾向东深入到这么远的地方。

可以说，几百年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形势从未如此差过，哪怕在这次战前，它好歹也能对乌克兰施加强大的影响，但现在却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冷战时苏联的噩梦：铁幕向东推进半个欧洲，一直逼近俄罗斯家门口。

俄罗斯的力量实际上是被高估了，原本纸老虎好歹也是老虎，不料战争打了三年，暴露出了真实的实力。普京固然是虚张声势，欧洲政治家也乐得利用这一威胁来推动政治变革。

冷战后的东欧各国都把欧洲看作是未来和机会，但俄罗斯则本能地把西方看作是威胁，其结果，它自己也被欧洲看作是威胁。对西欧人来说，这是历史的回归：抗击从东方草原身处源源不断涌出的蛮族，最好把他们挡在墙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要被打垮。德国首相俾斯麦曾否决了将军们试图对俄国先发制人的计划，他说自己“不想因为怕死就去自杀”，他曾任驻俄大使多年，太了解它了，“这个摧毁不了的帝国，……即使在吃了败仗之后，也仍然会是我们天然的和充满着仇恨的敌人。”如何与它相处，是欧洲人的复杂课题：“俄国是一种自然力量，和它打交道就像忍受坏天气一样。”

历史一再证明，俄罗斯需要欧洲，有甚于欧洲需要它。欧洲可以转向别处获得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原料，但俄罗斯却很难获得欧洲资金、技术、思想、文化的替代来源，毫无疑问，双方的脱钩对俄罗斯的伤害更大。

欧俄贸易产品结构

俄罗斯原本就面临经济转型的困境，战争对此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使得其经济结构更加依赖石油天然气、木材、粮食等初级产品。开战以来，有超过100万俄罗斯年轻劳动力外逃，特别是IT、金融、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的人才大量流失，工业产能断崖式下跌。

俄罗斯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悲观地预测，俄工业产能面临的不止是“去工业化”，乃至是“去现代化”的严重风险。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1960年代曾挖苦苏联是“拥有火箭的上沃尔特”（Upper Volta with rocktes，上沃尔特即非洲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的旧称），意指它除了导弹之外，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很落后。这一说法从未像今天这样贴近实际。

无论战后是什么样，俄罗斯都将不再被视为欧洲的一部分，经济、科技、文化都可能面临衰退。讽刺之处就在这里：普京发动了一场想让俄罗斯再次强大的战争，结果是削弱而非增强了俄罗斯的力量，却帮助欧洲强大了起来。

美国总统川普对俄乌战争的表态已经引起了不止一次争议：第一次是他一度夸口，上任24小时内就会结束战争（这倒是没多少人当真）；第二次则是人们现在赫然发现，原来他的和平方案就是抛弃乌克兰，逼迫这个抵抗了三年之久的国家向侵略者屈服。

由他主持的和谈在美俄之间进行，乌克兰和欧洲甚至都没上桌。他不忘从中为美国捞取好处（乌克兰的资源），不断向受害者施压，却没有一个字提及发动这场战争的普京。

他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得人心（4%的支持率——这当然不是真的），将美国拖入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美国花了3500亿美元，却一无所获。当然，他始终不忘夸耀只有他能结束这场战争，威胁泽连斯基如果不屈从，他将“没有国家可言”。

难怪有人总结，这次谈判结束后，“土地属于俄罗斯，资源属于美国，债务属于欧洲，荣誉属于乌克兰！”不过，值得补充的是，乌克兰和欧洲的很多人更多感受到的只怕是羞辱。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看来世人普遍理解为此人软弱可耻，早已明里暗里向普京献媚，因而在漫画上，他的这一姿态被明确无误地看作是对普京绥靖，乃至是自甘成为其傀儡。

有人因此讽刺：“美国人万万没想到，他们原本想选出一个总统让美国更伟大，结果却是让普京更伟大。”

这种失望情绪当然可以理解，但道德化的解释不免将国际事务看得太戏剧化也太简单，仿佛那只取决于一两个人物的个人品性。这可能也会让我们再一次低估了川普：他或许看起来反复无常，但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看来可也不太会做亏本买卖。

在我看来，他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完全符合他一贯的立场：最重要的是“美国第一”，让美国获得实际利益才是重点，像乌克兰这样遥远、贫穷的角落，在他眼里完全不值得美国投入资源，欧洲人如果关心，那就该自己出钱出力。

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已经明白说了：“欧洲国家必须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5%。在乌克兰问题上，欧洲人应该冲在前面（lead from the front）。美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保护自己的边界，以及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 他还说，美国军费应该低于GDP的3%——2024年是3.21%。

德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仅1.5%

国务卿卢比奥在和七国集团外长会晤后，也说了类似的话：“美国和我们的伙伴正在一道努力帮助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战争，同时着手应对中国对欧洲、印太地区以及美国构成的挑战。”

也就是说，在这些美国政治精英看来，必须同时完成几个目标：美国压缩军费（预算更多用于发展国内经济）；逼迫欧洲增加军费开支，他们别想再免费搭便车，这样也可以压制他们经济对美国的竞争；美国将有限的力量重点用于对付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这表面上看是对俄罗斯屈服，但实际上隐含着对俄罗斯的轻视，因为这种绥靖的前提是：就算对俄让步，但不用担心它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多大挑战。这是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完全不同的局势，当时美国对苏联扩张的任何前沿都要进行狙击，但现在？俄罗斯不过是个二流国家。

当然，这里的争议点在于：川普这样固然捞到一点实利，但真的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吗？他这样抛弃乌克兰、羞辱欧洲盟友，可以说毁掉了美国多少年积累下来的软实力，以后盟友还能信任美国的承诺吗？

更不用说，之前三年美国对乌克兰的各种援助算是打水漂了——不管支援了多少，如今美国这样，还能指望乌克兰人如何感恩戴德不成？

这些，我想川普也不在乎，毕竟欧洲人又不是他的选民。贯穿他外交理念的，是这样一种美国对海外事务的厌倦，简而言之，美国人现在不想当“世界警察”了——川普的美国，主动放弃了“帝国”，而想成为一个自利的民族国家。

何谓“帝国”？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解释：“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帝国用不着权力均衡，这便是美国在美洲、及中国于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在亚洲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

现在的现实是：当全球化体系演变到今天，美国内部兴起一股越来越强的质疑声，认为这一体系可能对美国不利，于是川普应运而生，他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一体系来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他自己定义的“美国利益”），否则就改变乃至不惜亲手摧毁它。

这诚然是“百年未有的巨变”。自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率美国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长久以来盛行的是“武装的威尔逊主义”，其核心是“试图按照美国的想象来进行一种世界性的重新改造，从而达到永久和平”（《美国新军国主义》）。基辛格1994年也说过“每当美国面临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任务的时候，它无论如何得回到伍德罗·威尔逊的原则上去。”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这在美国可名声不大好），基辛格也曾吐槽过，小罗斯福总统1941年将“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及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那场战争中美国的目标，但“这些目标远远超越欧洲过去任何一次战争的目标”。他的意思是，欧洲各国的历史可不会为这些抽象的普遍原则而战。

罗伯特·卡根曾一针见血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问题是：“如果美国是建立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上，那么当这些原则受到围攻时，美国怎么能够采取一种超然的不关心态度呢？如果他们真的表示不关心，他们怎么能够设法避免出现这样一种含义，即他们的原则事实上不是普遍性的呢？”

美国以前也不时出现孤立主义，像1972年越战高潮时乔治·麦戈文的总统竞选口号就是“该美国回家的时候了”，这反映出一种直觉，即过分专注于国外的问题已经太长时间地使国内问题逐渐恶化了。然而，川普现在还不止这样，他是要采取一种“美国本位主义”，从而将那句著名的口号颠倒为“全球行动，本地思维”（act globally, think locally）。

如果是这样，我们将目送“美利坚和平”的时代远去，回到各自为战的霍布斯丛林世界，由实力来决定谈判桌上的位置。美国就像当年条顿堡战役之后的罗马帝国，决定退缩到边墙之后，不再理会外部那个混乱的蛮族世界，不管怎样，这确实承认了其自身的有限性。

由此而来的震荡，可不会局限于乌克兰，想想看，当欧洲人发现美国佬不可靠时，必然会转向自我依靠乃至重新武装。到那一步，东亚也会跟进，别的不说，设想一下，要是没了美国的保护伞，日本制造出航母和核武器，对地缘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讽刺之处就在这里：虽然一直以来，中国人痛恨美国的霸权，但真到那一天，人们或许会怀念以前的“美帝”，至少那时没那么混乱，而现在这个民族主义的美国，可能会更难打交道。

前方高能，请系好安全带。

在可怕的无差别攻击事件发生后，“四无五失”人群开始成为重点关注对象，不少地方的社区日前正紧急排查这一类人员。

所谓“四无”是指：无配偶无孩子；无工作无稳定收入；无法正常交流沟通；无房子车子等固定资产。“五失”则指：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心理失衡、关系失和和精神失常。

看到新名词，难免自动对号入座。我有朋友开玩笑说：“除了暂时还没精神失常，全中。”还有人自嘲：“三四年前还是成功人士，现在不但是loser，还成了四无五失人员。”

我看来也至少满足两条：无工作无稳定收入、生活失意（至少旁人看来），之所以没有“投资失败”，只是因为没什么可投资而已。之前社区也有打电话给我，询问我失业后有没有再就业，我也老实回答：“有。但现在又失业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好，你有变动要及时更新。”

为什么这些人会被视为潜在的危险？这背后隐约可见的治理逻辑是：如果一个社会人员面临各种挫败（“五失”），再加上没有软肋（“四无”），无所顾忌，就可能不知干出什么事来。

也就是说，你是否被视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取决于你能否精神正常并获得一系列“准入装备”（而没有这些装备，就很难精神正常）。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逼婚催生，因为那是“标配”——只要获得标配，你就隐身了，安全了，没人重点关注“正常人”，否则你不止是“非主流”，现在甚至显得危险，难免有人觉得：“为什么你有点不正常？”

这意味着，达不到“正常人”标准不仅无法充分享受权利，还可能遭受排斥，而这很有可能加剧当事人的困境。因为排查的过程就暴露了你被视为异类，是一种羞辱。

一位大学辅导员曾跟我抱怨，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工作才好不容易让几个抑郁的学生情绪平和，结果那会因为有人抑郁跳楼，一排查可好，抑郁的就更抑郁了，“净帮倒忙了！”

如果方向错误，排查再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谁说无儿无女、无业、无资产就一定会充满戾气？只要你想开了，卸下这些包袱，反倒也轻松自在了，还有什么怨恨？有那力气，还不如自己去吃顿好的。

之前的四年里，我经历了三次失业，我本人对此很坦荡，倒是有些亲友问起时似乎多多少少觉得我这样有点“可怜”，是不是过得不好。当然，经济上难免受影响，但压力也减轻了，倒是更能自由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我没觉得这样“不好”。

有朋友跟我说，他喜欢坐车时和司机搭讪闲聊，发现一个有趣的差异：“出租车司机一般是骂网约车、担忧无人驾驶普及、抱怨交警钓鱼执法，想法会更偏向底层互害；网约车的年轻司机怨气普遍少点，可能因为没家庭压力会更松弛，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反而挺享受这份职业自由的状态。”

确实，我们这个社会的戾气，与其说是来自“生活挫败”本身，倒不如说是来自“想成功而不可得的挫败”。那些想通了这一点，放弃寻求成功而躺平的年轻人，倒也少了养家糊口的焦虑，心态上是更为平和了。

即便一个人满足“四无五失”的全部特征，也未必就会去无差别杀人。实际上，大部分这样的人都很善良胆小，因为往往正是因为这种内在品质，他们才没能在我们这个丛林社会的残酷生存竞争中胜出，滑向了社会边缘，但更多时候，他们安于边缘，只要没被逼得连边缘都不得安宁。

绝大部分中国人其实特别能忍。“四失五无”又怎样？还不都是自己默默消化情绪？哪怕无法消化情绪，陷入抑郁，到“精神失常”这一步也就是极限了，更激烈一点的恐怕更有可能选择自杀而非杀人，因为这些人最擅长的是对内攻击，而非对外攻击。

要说起来，最近一年里多起这类无差别攻击事件的凶手，倒是都有一个人口统计学特征：50岁上下的老男人。那是为什么？仅仅只是巧合吗？

这类人通常可不属于“非主流”群体，倒更有可能是“基本盘”，但正因此，他们更难以接受现实生活中的挫败。他们之所以报复社会，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困境是由什么造成的，也不知道能有什么渠道可以寻求解决，简言之，他们愤恨这个“社会”没能满足自己的伦理期待。

人类学家卢蕙馨（Margery Wolf）曾有一个洞察：“自杀行为和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一样，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自身绝望的表示，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西方人对自杀通常的设问方式是‘为什么’，但在中国，人们可能更关注‘谁？谁逼她自杀的？谁应该对此负责？’”

人总是要为自己的不幸找到某个原因，但不同人的归因可以相去甚远，有的人会想“为什么”（why），但有的人在面对个人不幸时恐怕也是找寻找一个人格化身（who）：“谁？谁造成了我当下生活如此困顿不堪？”

在传统社会中，这是不难找到责任人的，毕竟在小农社会的环境底下，来来去去就是那么几个人，几乎你的所有不幸都可以清晰地追溯到是哪些与你有新仇旧恨的人；然而到了一个复杂如迷宫般的现代社会，如果不具备抽象的思维能力，一个人很容易迷失，他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虽然明知道自己处境不好，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该归罪于谁。

当然，本来还有一个现成的责任人：自己。然而，最抗拒自我审视、自我反省的，恐怕就是老男人了。之所以这类人很少会抑郁低落、精神失常，恐怕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更习惯于对外释放攻击性。当他们把所有不满、不幸都归因于外界，想要找到一个人格化的负责人又找不到时，报复社会的心态就产生了。

仅仅根据外部特征摸排“四无五失”人群，是难以锁定这些潜在行凶者的，对现实生活的挫败，人们也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应对之道，但不论如何，他们想得到的是帮助而非干预，然而，当下的治理逻辑在意的不是你需要什么帮助，而是你无论如何不能危害社会。

真正治本的因应之道，是建立一个由自治的个体组成的现代社会，生活在其中，人们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可以有渠道和机构求助并解决，也清楚要为自己的选择自行承担责任、又究竟该承担多大责任。这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们的社会才多一点希望。

“像这种报复社会的，还真没有办法防，什么严刑峻法也没用，因为人家已经想明白后果了那就是同归于尽……所以，只能看运气或者当时你的反应快不快了……”

在珠海冲撞路人事件发生后，这是网上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反应。毫无疑问，谁都不希望悲剧重演，可是要怎样才能预先阻止同类事件？一想到这里，人们的思路就卡壳了。

要预先防范暴力事件，是需要有信息的。这就像天气预报，哪怕云图瞬息万变，准确预测很难，但好歹通过复杂计算，我们可以大致有所判断。如果知道某人经常家暴妻子，最近还不断升级，那周围人和警方就可以提高警惕进而采取必要措施，因为潜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都可以提前锁定。

在这次事件后，很多人在震惊之下都认定，凶手内心肯定潜藏着“恶魔的种子”，仿佛他携带着原本就携带着某种病毒，只是一到特定条件之下就爆发出来，荼毒他人，谁沾上谁倒霉。

微博大V“荡科长”就认为：

能犯下这种恶性案件的人，我不信他在婚姻存续期间是个普通人和好人。案件的真相不是因“其对离婚后财产分割不满而引发”，而是“嫌疑人因其恶劣行为或性格导致离婚，进而恼羞成怒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并付诸执行”。

另一位就说得更明确：

我猜凶手肯定是从小或者一出生就是一个危害社会的孽种，他有预谋的选择地点，极其强悍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极其残忍的杀人手段都昭示这凶手危害社会、杀人如麻的本性，只是他提前实施了。我认为下一步应该重点排查刑满释放人员，有暴力犯罪倾向人员，精神病居家患者等等这类不稳定社会人员。

这种思路实际上是推定：“正常人”干不出这种事，反过来，干出这种事必定是“天生坏种”，不可能没有迹象可寻，因此，把这些潜在的坏人搜寻出来，予以清除，我们的共同体就可以安全无虞了。

问题是，怎样才算“孽种”？如果真有所谓“犯罪基因”，那在人群中应该均态分布，坏人不会突然变多，那怎么解释此类事件增多？知道有些人有前科，就可以采取歧视性的预防打击了吗？不管设想多好，实践起来势必导致扩大化。

事发地点周围加强了警戒

本来，这类事件的真正可怕之处，就在于其隐蔽性和突发性：行凶者可能没有前科，平日里看起来也都很正常，直到事件爆发，没人料到他会成为行凶，受害者也想不到自己会被害。这是霍布斯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任何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

这就是应对无差别攻击普通人事件的棘手之处：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毫无关联，甚至没有征兆，哪怕你知道他对社会不满，但也想不到他会干出那样的事来。至于严刑峻法的威慑，对这些“自己不想活，拖几个人一起死”的人也不起作用。

由于警方通告中提到凶手樊某“62岁，离异”、“案件系樊某对其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引发”，公众在解读时也就更进一步滑向错误归因，并加剧了由此而来的无力感和宿命感。

不乏有人指责“凶手的前妻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仿佛是她躲避了攻击，这个残忍的懦夫才把气撒在无关的人头上。照这种想法，凶手的暴戾仿佛就像打雷下雨，是没奈何的事，也无法防范，谁轮上了只能算自己倒霉。

那还能怎么做？到这一步，中国式的管治思路很自然地就会滑向另一端：既然认定那种行为是无法预测的、难以锁定谁可能是潜在的加害者/受害者，那么还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管制凶器，但接下来难道要禁止开车吗？

顺着这样想，很容易陷入死胡同，这表明，我们的问题本身可能就是错的。哲学家梁娥（Susanne Langer）曾指出：“问题的提法，不单规限且引导答案的答法。”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提问，就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因为问题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架构，限制了我往什么方向去寻找答案。

张德胜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社会学的诠释》一书中对比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发现双方对社会秩序的根本设问就是不同的：

霍布斯提出的问题是：社会秩序为什么是可能的？孔子等人的问题则是：如何建立社会秩序？前者的问法是：“为什么？”是个智性问题（intellectual question）；后者的问法是：“如何？”是个规范问题（normative question）。

在公众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中，也能明显看出这一点：太多人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防范”（how），而不是追问、反思悲剧的根源（why）。

这种思路适合那种知根知底的小型熟人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皮底下，因而发生什么事都没什么复杂难解的（“早知道他会干出这种事”），也就不必问“为什么”了，之所以出现那些的行为失范，只是因为有些人没遵守正确的规范。至于什么才是正确的规范，那也是早就知道的，不必讨论，因而问题只是怎么去做——要么教导人照做，要么把无法改正的害群之马驱逐出去。

小时候看《包公案》，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包公断案，仿佛不需要复杂的推理过程，他总是一下子就能知道谜底，问题只是如何逼问罪犯承认，并予以公正地判决。

多年以后我才领会到，这就是中国文化思维的特点：受小农社会生活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认为，原因是简单明了的，难的是怎么做——所谓“知易行难”。

但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到了庞大复杂的地步，像这样的思路已经无法指导、规范人们的行为了。像无差别攻击这样的事例频发，不仅是社会失范的征兆，也意味着凶手无法为自己的不满情绪找到明确的因果关系，不清楚自己的困境是谁造成的，因而才会把整个社会都怨恨上了。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没有简单的办法。当一个社会出现全新的变动时，不了解清楚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贸然应对，不但未必得当，有时甚至加剧了混乱——如果不知道“为什么”（why），又怎么知道怎么做（how）？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困境：问题不是一两个坏人制造了这样那样的悲剧，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系统缺乏制度化的渠道，即便有什么不满情绪也是弥散的、无组织的，没有渠道可以释放和纾解，这看似低成本维护了稳定，因为每个人都自己消化了情绪，然而一旦爆发，这恰恰也是它难以对付的地方；与此同时，深入的调查和反思也随着调查记者的失势走向衰落，也就是说，制度化的信息渠道同样缺失。其结果，所有人就像在迷雾中兜圈子，当事人搞不清楚自己压力和痛苦的来源，出了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去弄明白，就急于应对。

没有正确的问题，我们就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35人遇难，43人受伤。

发生在珠海体育中心的驾车无差别冲撞人群事件，死伤数字之惨重，震惊全国。不论凶手出于什么动机，这都是绝对不可饶恕的，并不意外，在相关新闻底下，“严惩不贷”都是最强烈的呼声。

在澎湃新闻的报道下面，固然有清醒的声音主张应该先彻查背后的原因，但点赞仅次于这一条的，居然是质疑这背后是否有境外势力参与。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第一反应就这么想？我想是因为，多年来在宏大叙事的影响下，太多人相信“中国人”应该是一个紧密无间、内部和谐的大集体，因而从理论上说，破坏力量只能来自外部。根据这种设想，他们无法接受会有人无差别地大规模攻击国人。

这一年里，这种无差别攻击已经发生多起，但舆论的态度却有很大不同：在吉林、苏州和深圳，针对外国人的同类事件，都不乏有人为之叫好，将凶手称作“英雄”，甚至反过来揶揄受害者是不是自导自演；连瑞士苏黎世中国留学生刀伤无辜儿童都有人辩护；直到这一次，似乎凶手唯一可辩护的余地就是他受人指使——还有比他更可恶的“境外势力”在背后。

也就是说，对一些人来说，关键之处在于死者是谁——如果暴力的对象是“我们”的外国假想敌，那么实施者仍是“我们”的一分子，甚至应被受封为“英雄”；但如果暴力的对象转成了“我们”，那解释起来就困难多了，只能绕个弯，把这继续看作是“他们”暗中对“我们”实施的侵害。

这样自圆其说倒是保护了自己的信条不被颠覆，问题是：那些凶手的真实动机真是那样吗？

尽管有些信息尚待厘清，但大体可以断言，制造这些无差别暴力攻击的，都是旨在报复社会的失败者。无论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平民、孩子还是外国人，其内在动因和报复手段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同样的懦弱残忍，并不因为他们攻击对象的身份有何不同而应受豁免。

也就是说，这种无差别的暴力袭击之所以必须受一致谴责并予以严惩、打击，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具有反社会、反人类倾向，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其受害者，误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是一种天真的侥幸心理。

我知道，很多人的心态还转不过来，无法接受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春上村树曾写过，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让长久以来和平繁荣的日本社会深感震惊，因为那是一次“日本人事实上以无差别地杀害日本人为目的”的事件：

它揭示了日本乃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安全和平的国家”这一共同观念的崩溃。“我们的社会也许的确有些缺陷，”人们曾经以为，“不过我们至少是生活在安全的社会里。可以自由地行走在任何城镇的任何街道上，不必担心遭遇犯罪。这是一种成就。”但事到如今，这只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已。许多人从这一事件中感受到“天真无邪的时代”已告终结。

我们当下也迎来了这样的时刻：我们不能再假装这些无差别暴力攻击是不同的孤立个案，不能仅仅严惩凶手之后就假装它没发生过，不能假装我们这个共同体内部没有任何矛盾，仿佛危险只能来自外部，更不能侥幸以为我们不可能成为受害者。

正视问题当然很痛苦，但诚如詹姆斯·鲍德温所言，“我们无法解决我们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能深入反思这些事件背后的问题，消除这类悲剧发生的土壤，那么，我们都是罪人。

​恐怕谁都没想到，郑州四名女大学生一时兴起的夜骑开封，没几天竟然激起了当地20万年轻人纷纷效仿。不仅郑州，北京、西安、成都、武汉、合肥的大学生都掀起夜骑潮，原本的即兴之举，顿时成了一场集体行为艺术。

到这一步，上面的态度也急转直下，从最初开封文旅部门敞开欢迎“青春激情”，到后来叫苦不迭“孩子们别来了”，然后是交警封闭郑开大道，郑州、太原、西安院校发文禁止跨地骑行。虽然仍有学生挥舞着国旗跑步前往开封，但这一大型狂欢大体算是落幕了。

然而，有一个困惑仍然盘旋在所有人心头：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做？又到底该怎么看待这一事件？

王三表那篇《万人夜骑开封必须刹车》标题就已表明态度，讽刺“上万人集合夜骑那就是‘集体性癔症’”，认为这些年轻人享受的只是“乌拉拉一帮人，可以让机动车靠边、让一切规则脱序的‘群众力量’”：

这次万人骑行，我们只看到媒体廉价的赞美，却失去了理性、建设性的引导，哪怕连平衡性的信息都欠奉（譬如相关方面接收的压力，交通秩序的干扰等等）。

在他看来，“当万人夜骑用骇人的形式粗暴介入了公共生活时，当然要追问它的意义，评判它的意义了”，而在他眼里，那“只有所谓‘波澜壮阔’的特殊审美，以其对整齐划一有特殊爱好的旁观者”。

也就是说，他召唤起的是“大串联”这样的历史记忆，认为那代表的一股盲动、无序的非理性力量，因此，“青春没有售价，但必须要有兜底”。

微博上也有人挖苦这种“青春”的表达方式是廉价的：“最开始是‘青春没有售价，直飞海南三亚’；后来变成了‘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到拉萨’。现在成了‘青春没有售价，单车夜骑天下’，这青春行情跌的比我买的股票都快。”还有人嘲讽：“青春没有售价，我被堵在当下。”这种审美式反应很有代表性：它在意的不是公共秩序，而是你表现的姿态要好看。

张丰《从郑州到开封，有没有出路》一文则完全是相反的立场，认为这是一场“听话的反叛”，赞许这是年轻人在自发地寻找出路，是他们“对快乐的渴求”：

过去20年，中国高校疯狂扩招、合并，各地都建有大学城。但是，大学城的规划非常讲究，它几乎是去生活化、去社会化的。大学城很少有书店，几乎没有校外的公共活动。它不但没有成为真正的”社区“，甚至连商业价值也缺乏——整体上是透明、干净的禁欲风格。

这种氛围下成长的是奇怪的青春。健康的，让家长和老师放心的，但同时也可能是空洞的。微博上“成年网友”，绝大部分都在指责年轻人“盲从”，阻碍交通，毫无意义。其实，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走出校园骑行已经是一种冒险，在这样的“无意义”中也能寻求意义。

这些意见领袖看法分歧之大，本身就折射出公众难以理解这一事件及其背后的群体心理：这些孩子到底是怎么了？

要理解这一事件，我想最好还是回到原点，从这样一个问题入手：为什么四个女生的一时兴起，短短几天会病毒式传播，激起那么多人纷纷效仿？

这意味着，看上去沉闷的人群只是看上去守序，但早就渴望来一次宣泄和狂欢，只是终于找到了一个由头，仿佛干旱已久的一堆易燃物碰到一点火星，瞬间一触即发，火势急速蔓延开来。

无人组织的自发集体行动要涌现，是需要一定社会条件的。想想看，如果人们原本有着各自分散、多元的兴趣和生活安排，哪怕年轻人再冲动，也不可能突然齐刷刷地一致采取这样的行动。

什么样的社会才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是：那些高度同质化、自发行为受管制、又有着普遍不满情绪的社区。

由于长期处于“闷燃”状态，人们的情绪无法宣泄，因而有时一个看起来莫名其妙的由头，就会让无数人产生共鸣进而效仿，因为不管怎样，那至少让人心里好受一点。

1867年，正处于巨变前夜的日本谣传有神符降临，各地市民和农民纷纷走出家门，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成群结队狂歌乱舞，忘情地反复咏唱“可好啦”（ええじゃないか），还闯入高利贷者、商人和地主家，吃饱喝足后继续歌舞，无人能制止。这场狂欢持续了四个月之久，蔓延至各大城市，而人们为什么这样，至今众说纷纭。

去年淄博烧烤爆火也是个谜：一座原本默默无闻的工业城市，只是因为有学生在网上谈起当地烧烤，不知怎么的就引发了无数人奔赴淄博体验一把。要说那是因为淄博烧烤有多好吃？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肯定不是，倒不如说那就像一口高压锅里左冲右突的蒸汽，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说这是在“寻求意义”都抬高了，因为极有可能的是，当事人恐怕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更有可能只是想做点什么宣泄一番，却无法转化为理性的集体行动。这诚然是一股非理性冲动，但话又说回来，在那样憋闷的空气底下，还要人理性、礼貌、守序地行动，甚至还要求姿态好看，不免强人所难。

问题也在这里：如果上上下下都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不知道如何应对，最终只能一禁了之。管理者很难意识到，这正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自由舒展是人的本能需求，那种长期受屈抑的状态当然是不舒服的，总要找到一个宣泄口。即便这次消停了，但易燃物还在，缺的只是一颗火星而已。

这种系统性的困境，在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堵不如疏”的道理倒是也都懂，然而到头来仍然是“堵”多“疏”少，因为一刀切的“堵”操作起来简单得多了，结果就是“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再管”的怪圈始终无法摆脱。

你以为这是个闹剧？并不是，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剧。

​如果川普的选民都是华人，那他可能早就稳赢了。

四年前美国大选前夕，国内某网站曾发起一项数万人参与的投票，结果是川普的支持率以3:1大胜拜登。当时英国市调公司YouGov也做了一项意向调查，发现亚太区8个国家/地区（香港、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中，只有台湾对川普的支持率高过拜登（42%比30%），台湾自此被称为“亚洲川粉”基地。

一个曾发动对华贸易战、反移民、对华人等少数族裔不友好的政治人物，为什么会赢得这么多华人支持者？

这首先当然是因为川普在某些方面恰好契合他们的价值观，拨动了那根“心弦”，人们得以在他身上投射各式各样的想象和理想，使得他们不去在意他那些攻击性的冒犯行为。支持态度，其实往往是一种自我性格和价值观的无意识表露。

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口号，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这是中国人熟悉的配方。与其说这像早先的“美国梦”，倒不如说更像“中国梦”：承诺复兴国家，回到一个“我们”骄傲、掌控主导权的时代，激发起爱国情绪。

作为一个群体，华人总体上的价值观其实偏保守，对国家、家庭、婚姻等方面的态度本来就更接近西方政治光谱中的右翼，偏好秩序而厌恶“混乱”，所以“白左”才成了一个负面意涵的污名。简言之，川普以本国优先、反移民、民粹化、反建制派、阴谋论、直率，都很合中国社会的口味。

在自由派眼里，川普是一个撒谎成性、毫不掩饰歧视少数群体的烂人，但在川粉眼里，他却是秩序和道德的捍卫者，选民主党才会导致混乱。曾有一位就跟我力辩：

川普白人至上这个帽子是谁扣的？我只看到他推崇宪法精神，遵从传统价值观，这些东西白人保持得好点，基督徒坚持得多点，不能因为这样就说他白人至上。

拜登、克林顿、希拉里这些民主党人为什么负面事件缠身，性丑闻、吸毒之类不一而足？因为民主党打着平等自由幌子包庇纵容犯罪非法勾当，一直秉承这种理念，当然他们自己也会比较放纵。人类还是要约束自己有道德追求的。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川普也“负面事件缠身”，但顺着这个逻辑，在他看来，既然要守卫秩序和道德边界，那么反移民、反扶持举措（那只会“养懒汉”）也就是“阻止堕落”的必要一步：

最近看辩论，我越来越觉得共和党是授人以渔，而民主党是授人以鱼，他们这样只能把美国福利搞垮。2010年的时候我就听华人告诉我说美国好傻，都被非法移民各色人等吃穷了，确实福利已经大不如前。

欧洲各国接收难民初衷也很令人感动，可是后面负面效应那么多，还是要想好怎么一步步来。最近美国签证有新政，HIB据说是薪资排列优先级，不再是随便抽签，这样就是保证优秀的人优先得到机会，其实和大学凭成绩录取差不多，勤勉奋斗、反感不劳而获的华人就是和这些理念吻合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华人川粉不反感川普的反移民理念，因为他们觉得那只是“反对非法移民”，而自己作为勤勤恳恳的“模范少数民族”不是排挤的对象。不仅如此，中国社会反对接收难民、非洲等地移民的情绪十分浓烈。

虽然华人在美国社会是少数族裔，但很多人抱有一种等级制的错觉：虽然“白人优于华人”，但“华人优于黑人”，他们自己是靠着个人努力走到这一步的（所谓“奋斗逼”），因而还抱有一种特殊的公平感，尤为看不惯给黑人等弱势群体的扶持政策，这样一来，他们身为劳动者，却反对给劳动者福利。这与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强调小政府、个人奋斗的理念一拍即合。

当面临一些复杂难解的问题时，中国人的心态似乎也寄望于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站出来“力挽狂澜”，重建秩序，而在这一点上，川普至少看上去“敢想敢干”，比无论是拜登还是哈里斯都更具备男子气概乃至人格魅力。

在一次讨论中，我一位颇有见识的大学师兄感慨：“美国这个国家的改变还是需要一个强硬的人。中国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我个人非常不愿意接受威权，但中国的现实，非得有个威权的力量，不管这力量是来自哪里的，才可能改变中国。中国人的人性决定了这点。”

另一位已移民美国多年的师姐也力挺川普：“必须是川总这样的才能打破敌人那强大的堡垒，你看媒体、学校、华尔街、硅谷、好莱坞……君子的声音早被淹没了，也拉不下脸揭露他们，与他们为敌啊。”

在她看来，美国政府已经被资本暗中操控，多元文化只是带来了混乱和道德堕落，而秉持传统美德的“好人”则忍气吞声，此时就只有像川普这样的人才能倾听到“人民”的声音，打倒建制派，进行有力的反击。

在此隐约可见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冲动，表露出身为普通人对正式体制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强烈不适，而把“回归秩序”看作是当下困境的出路。

这种民粹主义的思路当然并不鲜见。且不说中国了，雷蒙·阿隆在1964年就曾指出，戴高乐痴迷于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反复鼓动“真正”的法国团结在他身后，而只有由政客们主宰的那个“表面上”的法国才会反对他。可以说，戴高乐主义是一种结合了人民主权、克里斯玛型领袖和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一种代表“人民”反对精英的意识形态。

到了这一步，人们就会进一步为这位领袖赋予光环。有人和我说，他支持川普，“就冲他马不停蹄一天几个州（原话如此）集会的敬业精神，体现出他对选民的高度尊重和对总统这个职位的敬畏”——他可没把这理解为是对权位的迷恋。

有的人几乎把他看作是一位具有儒家美德的政治家，爱国、清廉、坚守：“川普为了国家竭尽全力，鞠躬尽瘁，当总统期间每年只领1美元的工资，不但要面对反对者的掣肘，还要跟fake news作斗争。在我看来，川普就是一个会重塑美国价值观的伟人。”——说这话的，可也是一位高学历的名牌大学毕业生。

另一派为数甚少的人，之所以支持川普，是因为相信唯有他能以不按常理出牌的强硬手段迫使中国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国内已经没有力量能推动这样的改革，唯有依靠外力。但是，且不说这样的“倒逼改革”即便有，恐怕也未必是按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改变，而且这背后也隐含着同样的期待，即川普是一个令这边有所畏惧的强有力政治人物。

和他的对手相比，川普的另一优势是他强大的煽动力，能够激发起支持者的强烈情绪。尽管这常常导致一种“榴莲效应”（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则很厌恶），但不可否认，不少人之所以力挺他，恰是因为喜欢他的做派。

这一点在我周围的人身上也体现得很明显，某种程度上当然也是因为中国人毕竟并非他的选民，无须理性思考其政策对自己的直接影响，仅凭观感，直觉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也就行了。

一位大学生说，她非常喜欢川普，因为他的演讲特别铿锵有力，很有“正能量”，一听他讲话就很受鼓舞，说不出的开心，还能顺便学英语。

我不时听有人说，“真是喜欢川普这老头，真性情，没一点遮遮掩掩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在此，人们在意的不是他言论的对错，而是“率真”，考虑到中国人对“政治正确”的普遍反感，他的做法反而会为他加分。

当他那些争议言论受到反击时，有时又反倒激起一些国人惯常对“遭受冤屈”者的同情。我一位朋友说：“我妈很同情川普，觉得他被抹黑、被丑化成无知的小丑一样，太过分了，他肯定不是这样的。”

凡此等等，都不难看出一些国人在做出选择时更多依靠的是直觉和情感，而非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认识。直白地说，就是看一个人是否“顺眼”，但没有细想他到底是不是有损自己的利益。

某种程度上，美国政治的玩法也一样，林肯早就说过：“公众的情绪就是一切。有了它，什么都不会失败；反对它，什么都不会成功。任何左右公众情绪的人，都比制定法令者或宣布司法判决者的影响更为深远。”只不过，中国公众的情绪，似乎尤为强烈。

当然，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美国政治始终只是“隔岸观火”，川普也就是一个方便投射自己情感、信念的对象，那与其说是真实的川普，倒不如说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人对理想政治人物的偏好，以及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土壤：如果中国出现川普式的人物，那将会怎样？

海报上要求乌克兰军队向朝鲜士兵投降

据韩国国情院的情报，朝鲜已决定出兵乌克兰，计划派遣四个特战旅团、共1.2万兵员，在进入俄罗斯境内后更换装备，立即进行密集的军事训练，目标是为俄罗斯夺回库尔斯克州的失地。

连日来，这件事的真相还有点扑朔迷离：韩国对自家的情报很有信心，并宣称卫星拍摄到了俄罗斯舰艇运输朝鲜部队的影像；朝鲜对此保持了沉默；俄罗斯称这是“假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今年秋冬战局会考虑朝鲜参战的现实；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称现阶段无法确认朝军抵达乌克兰战场，但谴责朝俄深化军事合作；美国则宣称无法确认消息的真实性，但表示担忧。

这事是真的吗？极有可能是真的。

韩国国情院分析认为，朝鲜之所以态度暧昧，原因有三：卫星图等一系列证据摆在那，朝鲜无法否认；朝鲜承认此事没有任何好处；出兵援俄一事一旦公开，可能引发国内民众不安，毕竟那是送子弟兵去异国前线。

值得补充的是，如果实无此事，朝鲜恐怕是不会保持沉默的。只不过像这样的出兵，原本就是“能做不能说”的，“战略模糊”才能有回旋余地。

当年志愿军抗美援朝，之所以要以“志愿军”的名义，也是为了回避“正规军入朝参战”这一点，而显得像是民间自发行为，这样既不用正式宣战，在名义上中国也没有与交战的敌对方处于战争状态。

基于此，对朝鲜和俄罗斯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不事声张，悄悄进行，避免在外交上被动，只要满足双方实际需要就行了。北约的“谴责”和美国的“担忧”就已经表明，如果此事公然进行，将会面临它们的压力——到时就不仅仅是口头谴责了，因为既然朝鲜可以增援，那波兰等乌克兰的友邦为什么不可以？

当然，对韩国和乌克兰来说，有强大的动机去指明这一点，因为这可以施加外交压力阻止这一对己方不利的行为。相比起来，北约和美国则保持了一种进退自如的超然态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但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卫星图证实朝鲜的兵员武器运往俄罗斯

现在，最让人关注的是：朝鲜为何要出兵乌克兰？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战争会扩大化吗？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看看国内网上的舆论，很多人已经直奔“第三次世界大战”去了，认为这将会危险地导致更多国家卷入，一场地区性的有限战争有可能升级为世界范围内的无限战争，前景搞不好是毁灭性的。

真的会这样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像这样的事，以前也有过，而且不止朝鲜如此。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派出了高炮、铁道、工程、扫雷等各种援助部队，但从未公开承认这一事实，当然也没有正式参战。

整个越战期间，美国有五个盟友公开卷入，最积极的是朝鲜：美国5个盟友在越南战场总计战死5200人中，韩国就占了4407人。自1965年起，韩国向南越派遣青龙、白虎、猛虎等部队，到1973年为止，八年间在南越常年驻军多达5万人。

在派兵问题上，韩国最初甚至比美国还积极，1961年朴正熙首次访美就向肯尼迪总统提议韩国出兵，为何如此？因为对韩国而言，越南战争是一次“特需”。

依靠与越战有关的军事订货和劳务输出等各项收入，韩国从越南得到10.36亿美元（1965-1972年期间）的外汇，使韩国在1960年代末经济起飞，像韩国现代等企业，都是通过这一越战特需而急速发展起来的，按《当代韩国史（1945-2000）》的观点，“越战为韩国企业首次提供了与外国企业竞争的舞台”。

不仅如此，韩国军队在南越战场的表现也引起西方注意，国际活动空间随之扩大，1966年与韩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从李承晚时代的23个增至87个。

朝鲜同样卷入了越战。1966年初，金日成“不顾压力”拒绝中国关于在朝鲜半岛开辟第二战场支援越南人民的建议，决定派遣朝鲜“志愿者”奔赴越南：

在支持越南反抗美国的斗争中，朝鲜逐渐摆脱了中国在这方面的主导地位，而有些做法甚至超过了中国。1966年9月，在朝鲜的请求下，朝越两国军事代表团经谈判达成协议，朝鲜方面派出一支空军部队，包括两个米格-17大队和一个米格-21大队赴越南参战，而越方负责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据退休的越南高级将领透露，1967–1969年初，总计有87名朝鲜飞行员在北越服务，其中14人牺牲，共击落美国战机26架。（沈志华《最后的天朝》，第663页）

当然，朝鲜和韩国当时参加越南的做法、目的有着很大不同：韩国派兵规模大得多，不仅旨在打开国际活动空间，还获得了经济上的很大好处，助推了“汉江奇迹”；相比起来，朝鲜的派兵主要是象征性的，但以此表明了自己的独立自主姿态——这种姿态又特别是针对中国而言。

明了这些先例，就有助于我们判断当下的形势。

首先，没必要恐惧朝鲜出兵就会导致战争升级为世界大战，毕竟越战时双方都有各国派兵参与，延续时间也更长，但它仍被控制在一个有限战争的范围内。朝俄双方的沉默、否认姿态，也表明它们并不想公开同盟关系，因为这对它们没什么好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朝鲜这次出兵如果证实，那这是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以来，朝鲜首次大规模海外派兵行动，远不止是当年那样只是象征性举动，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这肯定能让它获得一系列好处。别的不说，莫斯科现在招新兵就一次性给予190万卢布的奖金（21,200美元），那派兵1.2万人就相当于“劳务输出”，一下子就能赚进2.5亿美元。当然，朝鲜的体制，未必是要通过参战来获得一次“特需”，但它肯定可以从急需支援的俄罗斯获得不少实际利益，参战士兵还能获得难得的实战经验。

这样的大规模出兵，也意味着朝鲜判断短期内朝鲜半岛不会爆发战争，否则它派出精兵，岂不让自家前线防卫空虚？因此，别看它最近对韩国声色俱厉，不太可能同时开辟第二战场，相反，那恐怕是以咄咄逼人来掩饰自身的防御。

那么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朝俄的深化合作，使朝鲜可以背靠俄罗斯，抵制中国对它的影响——事实上，这是金氏三代一贯的路线。我们有必要看清这一现实，基于这一复杂局势，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即便早已习惯了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新词，听到“‘砸锅卖铁’工作专班”一词，我起初也是一愣。

重庆市璧山区近日成立了这么一个单位，旨在盘活“三资”（资金、资产、资源），解决地方债务问题。消息一出，网上的反应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些人感叹“语言的腐败”，看似是大俗话，实则概念模糊不清；另一些人则疑惑：地方债已经严重到需要“砸锅卖铁”来还的地步了吗？

这两种反应，坦白说，我觉得都读偏了，此事真正的关键不在于此。“砸锅卖铁”在这里与其说是一个事实，不如说是在表达一种决心，就好比一个家长对孩子说“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并不是真的就去变卖所有家当，只不过是表示一定要达成目标而已。这种“表决心”在组织内部，常常又隐含着“立下军令状”的军事化隐喻意味，表明对此高度重视。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重庆市璧山区单独的行为，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兰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也都使用了“砸锅卖铁”还债的说法。这都意味着，以往这些地方指望上面兜底，但现在它们必须自己想办法筹措资金还债，哪怕砸锅卖铁也要还上。

这是“猫论”的新版本：不论白猫黑猫，只要能还债就是好猫。可想而知，这势必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放权，以及五花八门的激进“创新”：以前你根本想不到的做法，现在为了搞到资金还债，都有可能成真了。

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早就开始了，只不过以前没有采用“砸锅卖铁”这样的说法罢了。

2023年初，我在哈尔滨访谈时就听说，当地事业单位正在推行机构改革，重点就是“甩包袱”：像交通局下属的单位都要逐步剥离，推向社会，这样它们哪怕仍然负债，但至少在名义上就是企业，不再属于地方债了。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事业单位可能走向消亡，不允许有审批等权限，行政权力移交，一部分人被分流走，但“铁饭碗”变得更铁，因为这会充实上一层的力量。

更早之前，2022年7月，四川阆中拍卖全市公办学校、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资公司等175家食堂食材统一配送服务未来30年特许经营权，起拍价1.8亿元。虽然最终被叫停，但就算拍卖成功也都远远不够：阆中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亿（其中税收7.2亿），但支出高达53.4亿，财政自给率低至28.5%。

更离谱的是河北省涿鹿县，去年让公务员每人至少认购数万元地方债券。理论上说，这些债券过些年会连本带息归还，但当地公务员都清楚家底：在楼市熄火之后，每年入不敷出，哪来的钱还这些债券？本质上说，这不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发工资吗？问题是他们明知这一点，但你工作不要了吗？

2017-2022年间，各地债务率飙升

虽然“负债经营”一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秘诀之一，但那前提是你得有信用，能还得起，然而，在之前多少年的狂飙突进中，各地在借钱时好像就没怎么想过还钱——钱那么容易借，借来的钱花起来又那么舒服，至于还钱，那是将来下一届乃至下下一届要考虑的事，管他到时候洪水滔天。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该还的总是要还的。

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如何“砸锅卖铁”，而是砸锅卖铁也解决不了问题。这就像一户穷人家，之前借钱超前消费了太多，现在发现就算把那点家当都卖了也还不起，这时候怎么办？

任何一个陷入困窘的家庭都会明白，要想清偿债务，节流只能省下小钱，真正重要的是开源；而现在各地政府甚至连节流都还没做到：一边变卖，一边又不肯精简机构、节省开支，这不是有点奇怪吗？与其砸锅卖铁，不如开放市场，活跃经济。

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市场的活力窒碍，市场信心也随之低迷。这道理并不复杂：任何房地产，无非就是几间平米的水泥房子，要没有市场信心支撑着，凭什么卖那么贵？

一位河南朋友曾和说，他姨妈当年辞职下海，在城郊的一个市场卖服装，从郑州进货，从来都是背回来，很辛苦，但靠着这赚到了钱，“搁现在都算是传奇了，当时大环境也好，钱是流动的。你不适应单位或者觉得单位工资少，还有其他机会可以尝试。现在你试试？那条都给你封死。”

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首先要让普通百姓赚到钱，感到生活有奔头，市场有活力，才能有随之而来的消费、税收，地方财政也才能有钱。这远不是“砸锅卖铁”的问题，而是地方政府需要更明确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

当然，就像一开头说的，“砸锅卖铁”本身未必是要还清债务，只不过是表决心，这其中又有一层微妙的意味：“我都已经砸锅卖铁了，能做的都做了，但还是还不清，那就怪不得我了。”

砸锅卖铁只是第一步，但现在的做法给我的感觉是：模式仍然是旧模式，骨子里其实没有真正发生什么变化，只不过现在形势如此，不得不做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要真正解决当下的问题，需要认识到原先的老路已经走不下去了，转变发展模式，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清新的模式会是什么样，但首先得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声明：本文为维舟原创，未经允许，谢绝转载。

因为谈到油罐车混装煤制油、食用油的问题，罗翔写了一篇《离开了对人的尊重，一切罪恶都是有可能的》，他说：

值得深思的是，为何这类恶性的食品卫生案件总是屡见不鲜？也许，问题的关键就是对人的不尊重。[……]在人类历史中，只要忽视了对人的尊重，类似的现象总是此起彼伏。

他确实直指问题的症结，但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我想在此有必要追问一下：在我们社会，这种“对人的不尊重”，其社会和文化的根源是什么？因为如果不了解其根源，那么再严厉的监管都可能无法达到目的。

在这个问题上，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思维倾向：有某些东西，比人更重要，所谓“大局为重”。

这更重要的东西，可以是国家、民族品牌、集体荣誉……总之是一类高于“小我”的“大义名分”，相比起来，你那点私利是不值一提的。

“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代代相传，但如果你从人本角度来考虑，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着这样的理念：一群羊比两个孩子的生命还宝贵，就因为那是集体财产。

既然有某些东西凌驾于人之上，那么人的价值势必是次一等的：你就算遭了点罪，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那只是矫情，要是影响到大局，那才该死。

对这些人来说，别说没死人，就算死了人，也都没“大局”重要。今年春，华为的新能源车“问界”出事故，三人不幸身死，但当其家属诉诸舆论、寻求赔偿时，微博上有人却认为他们应该向“民族企业”道歉。

当有人质问：“你让一个失去三个亲人的人去道歉，你的良心呢？”得到的答复是：“中国可以没有这三个人，甚至也可以再加上她四个人，但是中国不能没有华为！！！！你的良知呢？”

但凡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大抵都有一颗冷酷的心，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有必要，个体是应当为大局牺牲的。

当然，你可以说，只是一种虚伪、鸡贼的说辞，因为这些人所要求牺牲的，往往只是他人，轮到自己头上就未必了，“比人更重要”其实是“比他人更重要”。但确实也有人是真诚相信的，只不过那乍看是“爱”，其实是基于“恨”——在那狂热背后，是一种自恨的冲动，他们不尊重他人的价值，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把自己当回事。

真正关键的是，这套说法构筑起了一个虚假的二元对立，忘记了那一个个看似渺小的个体，才是所有这些宏大存在的基础。韩国电影《辩护人》里有一句震撼人心的台词：“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我们。”脱离了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爱国”的内涵就被扭曲了。

更深入一层来说，这种信念到底是怎么来的？

在西方，个人权利的确立，源于基督教神学的信念：每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独特灵魂，即便其父母和世俗统治者也无权压制，“照看灵魂”是教会的根本使命。相比起来，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是“家”，默认最重要的不是个人价值，而是“家”的存续，为此，个体是可被牺牲、可被替代的——死了孩子，再生一个就是，当然，一家人活不下去的时候杀婴、卖女也没什么不可以。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个人价值并不体现在其自身的独特性上，而是有功于这一集体，这样才能得到肯定。实际上，许多中国父母之所以理直气壮地斥责未婚的子女“自私”，说到底，其立论基础就在这里：确保血脉延续，比你自己的意愿和感受重要得多，管你什么理由，你不婚不育就是只顾自己，忘了身为家族一员更重要的本分和职责。

这种文化取向注重的是生存主义（survivalism），并且是集体的存续，至于身在其中的个体想被人当人看，那与其说是基本权利，不如说是一种奢侈品、一种特权，一种罕见的待遇。

金庸小说《雪山飞狐》里，平阿四初见胡一刀就对他感激不已，因为他在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当人看：

人人叫我癞痢头阿四，轻我贱我，胡大爷却叫我“小兄弟”，一定要我叫他大哥。我平阿四一生受人呼来喝去，胡大爷却跟我说，世人并无高低，在老天爷眼中看来，人人都是一般。我听了这番话，就似一个盲了十几年眼的瞎子，忽然间见到了光明。我遇到胡大爷只不过一天，心中就将他当作了亲人，敬他爱他，便如是我亲生爹娘一般。

在这样的社会里，普通人遭轻贱是常态，甚至对家长来说，只有“贱”才好养活，所以民间盛行给孩子取“狗剩”之类的贱名，只盼不用费多大心思就能养大。别看现在已经多么现代化，一遇到什么事，我们社会还是会迅速打回原形：多的是人会觉得，怎么就你要求那么多？能活着就不错了。

多年前，金星曾询问专家，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那么难以解决？得到的答复很直截了当：因为中国社会一向最在意的是“吃饱”，至于“吃得安全不安全根本不是重大的事儿”——那是吃饱了以后才关心的事。

也就是说，要“把人当人”，首先取决于怎么看待“人”：如果把人只是看作大集体中无足轻重的一个单元，那就别指望你的个人诉求能得到满足，别说是食品安全了，就连你的小命都不重要。

多年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和科学史学者江晓原的对话中提出一个假设：如果到了世界末日，只剩他俩和现场的主持人，“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江晓原说，他肯定不会吃，因为吃人意味着失去人性。刘慈欣则说：你不吃她，就等于不负责任地任由人类文明湮灭了，“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

可能他自以为深刻，是超道德的，却无意中流露出对人的极端蔑视：以某种更高的名义（“人类文明的延续”），可以做出灭绝人性的可怕举动。这恰恰就是罗翔所说的，忽视了对人的尊重，任何恐怖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人类文明要这样才能延续，那这样的文明，就让它灭亡好了。

“这样的草台班子是要消费者的命。”

在中储粮首次承认食用油、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油罐车混装后，央视网如此怒斥。然而骂归骂，中储粮的表态只是“引以为戒”，没有道歉，没有召回，没有赔偿，也没有处理责任人。

直到这次曝光后，公众才赫然发现，原来这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混合运输这些油料的司机当然都清楚得很，但他们的自我辩解是：“大货车拉一趟不容易”、“我们开运输的不挣钱”、“清洗一次车厢太贵了”。

半年多前，《新京报》就曾报道“山西一危化车司机清洗槽罐时中毒身亡”，当时微博底下一条留言读来令人悚然：“危险品洗完，再装食用油，不然洗它干嘛？”

随着更多细节披露，油罐车轨迹全网曝光了：这一涉及14亿人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间跨度之久，至少可追溯到二十年前。

早在2005年，《南国早报》就报道过“罐车清洗难防交叉污染，拉完危险化学品后又拉食品”；湖南省衡阳市在2013年也曾发布过“关于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运输食用油的通知”。

2017年，有德国实验室检测出老干妈、海天等国产品牌的矿物油超标，违反欧盟和美国的相关标准，然而当时却被《环球时报》视为对中国品牌的敌意打压。

事实上，即便这次《新京报》重磅调查曝光之后，不少人还是将信将疑，揶揄：“新京报又不是第一次胡编乱造，真真假假，等子弹飞吧。”“新京报？？？哦，有真话？”

7月6日此事终于实锤，有人很不是滋味说：“一想到俺们因为核废水抵制了一年的日本海鲜，结果实际上自己吃了半辈子的煤油，俺就陷入一阵深深的晕眩。”

然而，这一切身关乎大众健康的严重问题，引起的关注仍远不及去年日本核废水的话题。从微信搜索指数来看，“核废水”在峰值时的指数高达40亿，而食用油的话题今天才突破1亿。

我一位朋友因此感叹：“和自己无关的东西关注那么高，和自己有关的反倒这么低，真是活该不被当人看。”也有人反讽：“我们喝点儿矿物油没事，但是可不能吃日本海鲜啊！”

微博用户“握爪三宝”日前说：“这么讲吧，中储粮食用油、工业油油罐混装是最近曝出来的仅次于天灾的人祸，不过我看很多人完全茫然无所谓，也是蛮百感交集的。”

底下不少人冷嘲：

“不然呢？能有什么情绪？情绪能解决问题吗？麻木罢了，还活着就行。”

“增加致癌率来解决老龄化。”

“什么事？哦大家一起减寿啊，那没事了。”

“益生菌都不怕，谁还管什么液体黄金啊。”

这并不只是阴阳怪气，还真有人是这么看的。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博士曹丰泽看来，对这事小题大做，只是中产阶级反应过度，跟普通百姓没关系。

另一位庄志明律师，看来相信“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而不是“吃了没命”），认定这是一个摧毁中国品牌的阴谋，仿佛问题不是油罐车混装，倒是揭露这件事。在他的微博底下，有一条最高赞也不知是真信还是反讽：“没错，都是境外势力想害中国人。”

别说这种蠢话了，中国人的命也是命，凭什么就只能吃有毒的地沟油？逼得国人买进口奶的，难道不正是毁掉中国孩子健康和中国品牌声誉的三鹿吗？以为只要掩盖问题，问题就不存在，那是可笑的掩耳盗铃，揭露事实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实际上，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别看现在吹嘘无线支付等领域超越发达国家，但至少在食品安全这种问题上，中国跟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处于同一个阶段。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历了一个狂飙突进的“镀金时代”，然而在一片繁荣之中也有大量不规范的行业乱象，利润显然比公众健康重要得多了，而食品安全监管无论是法规还是执法力量都远未到位。

1906年，现实主义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发表震惊全美的《屠场》，揭露芝加哥的肉类加工厂内部极其糟糕的工作条件和令人恶心的生产过程。他的本意是想唤起人们对劳工的同情，没想到却引发了消费者对健康风险的恐惧，他后来不无感慨地说：“我想打动公众的心，不料击中了他们的胃。”

这本书激发公众强烈反应，促使《联邦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火速通过，并最终推动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就像现在也有很多人第一反应觉得这些揭露问题的报道不过是为了“流量”，那时的美国人也觉得这些揭露令人不快真相的“扒粪者”只是哗众取宠。起初，《纽约时报》的书评还讥讽此书只是有意耸人听闻，毫无可取之处，根本没料到它在半年内就将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

在美国新闻业，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前些年的畅销书《吃动物》(Eating Animals, 2009）披露，工厂化养殖出来的是“饱受折磨的肉体”：它们是从过度催肥的转基因鸡、牛和猪身上切下来的，这些可怜的动物被塞进肮脏、疫病肆虐的畜棚，从生到死不见天日，遭受着无法形容的痛苦，而这些都是为了使少数大公司的利润最大化。当然，在后现代的美国，这本书的主题已经不止是食品安全，还有生态主义和动物伦理。

尽管专业的新闻人并不满足于现在的曝光，但公平地说，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之下，能形成爆点，促使公众关注，就已经很难得了。在网络时代，已经不是调查记者查明所有真相，然后递到公众手里，只要公众真心关注，他们会自发地挖掘、追查真相，更具主动性地提前介入进来。

这两天，有一篇文章到处都在转：“5个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因为往往正是这些调查记者才能深度揭露相关行业的内幕，了解公众关切的问题，并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讲述出来。虽然很多人对公众关注能推动多大改变十分悲观，但什么也不做，就指望问题自动解决，那更不现实。

一位朋友说，她打电话和母亲说了油罐车的新闻，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一直吃的是老家油厂的食用油，很干净的。”女儿听完不免感慨，这真是典型的中国式反应：否认和自己有关；沾沾自喜于自己有独特的渠道能幸免于难。

但事实上，食用油面前人人平等，它关乎我们每个人。像这样的行业整体现象，也只有整体改变，才能避免问题，否则谁守法谁吃亏：那些严格按食品安全执行的企业会增加成本，失去市场竞争力，我们不能高估一些国内企业在钻空子上的底线。如果没有公众关注施加的压力，那还有什么能带来改变？

我们不是什么都做不了，关注也是力量。这原本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关注，那谁会帮我们做？不要遗忘，不要原谅，我们要一个说法。

一位余女士，在度蜜月的路途中，不幸在西藏阿里地区遭遇严重车祸，导致肝脏破裂、腹腔出血，因失血过多而昏厥。当地救治条件差，靠大量献血撑过3天，随后其父花120万包下湾流G550公务机，转院到成都华西医院治疗，再直飞杭州，终于让她转危为安。

大难不死的她，将自己这段曲折的经历做成了视频，发到了网上，很快就遭到全网炮轰，因为太多人质疑她在这过程中享受到了特权。

为了救治失血的她，丈夫陶先生的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市卫健委，再找到阿里地区的相关部门，动员当地所有公务员来为她献血，“一共7000多毫升，你全身换了两次血，整个阿里地区的A型血都给你输上了”。她感动不已：“小姑姑牛逼。”不仅如此，从医院到阿里昆莎机场的路途中，警车都在前方开道。

在引发舆论猛烈反弹后，陶先生否认了小姑姑有何特殊背景，解释说，那只是因为当时妻子身受重伤，为鼓励她求生，才有意夸大其词，并不属实，“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

她父亲余先生也不肯澄清那个神秘的“小姑姑”的身份，只支支吾吾说她“快退休了”。至于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单位开车的司机而已，没多少收入，为救治女儿包机那120万都是借来的。

稍想一下就知道，这些说法漏洞百出：即便父爱如山，一个普通司机在短短三天内去哪里借到120万，还包机直飞？要鼓舞病人的求生意志，为什么要编造小姑神通广大？小姑到底有没有能量，就算我们不知道，病床上这位难道心里没点数？如果小姑只是个保洁员，你讲这些，病人能信啊？

也是因此，网上不乏有人尖刻地奚落：

“我还是觉得秦始皇的话比他的可靠，也就是说，鬼话都比他说的可靠。”

“普通人包机，哈哈哈，我只是穷，又不是傻。”

国内的医疗资源之紧张，普通人都有体会。那两天的热搜，并列的两条新闻就很刺眼，这次“血槽姐”的事件之所以引起争议，也是因为人人都知道那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待遇。

当地辩称之前就有献血，暗示这次也是常规操作，但正如有人质问的，这仍然说不通：

那按照这个逻辑，为何又要多此一举联系上海卫健委呢？阿里当时发个号召不就行了吗？那小姑姑在这里面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说实话，看了他妻子发的这个视频，真心没看出这是为了纪念自己死里逃生，反而句句离不开“特权”，句句离不开“炫耀”，句句离不开那个神通广大的“小姑姑”。

最后，按照陶先生的话来说，在妻子醒了以后，他们不是应该立刻马上感谢当地为他们自愿鲜血的公务员吗？为何要吹嘘自己的小姑姑一番？

上海方面的官方回应则称，事发时卫健部门接到了相关部门函件才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为，但这好像不符合我们的常识：哪个相关部门会为了一个普通人专门下达正式函件？

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胡锡进告诫说“不要在网上炫富，也不要炫你有多牛，那一定会在网上招骂，遭吊打”：

人性中通常有炫富炫牛的劣根，但这种“炫”只要过头，很容易对其他人造成伤害。在生活中向身边的小圈子炫耀自己有钱，如何如何牛掰，都会遭白眼，更何况到互联网这个大广场上干这种事。唯一结果就是招骂，给自己拉仇恨。

之所以招人恨，是因为主动炫富乃是“对普通人的挑衅和冒犯”，道德上不应该，但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

一些境遇好的人觉得自己有本事，付出了，或者上一辈有成就，炫又怎么了？其实每一个成功者都有幸运的一面，他们应该感恩自己的幸运，因为同样有很多人都在严肃认真地奋斗，竭尽全力，但是少数成功者得到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回报。他们应当发自内心地感恩，并且谦逊，即使不刻意低调，也不该将自己的“与众不同”高调示人。那样做真的很浅薄，甚至属于缺教养，它决不会给炫耀者带来真正的尊重，只会招来蔑视，因为炫耀者就没有尊重公众的感受，怎么能够换回公众的尊敬呢？

由此，他完全消解了这一事件中对“特权”的质疑，转而强调：只要资源来源正当，人家愿意花钱，那也没事，只不过，虽然你怎么花钱是你的事，但好歹你也注重点别人的感受，低调一点，炫富岂不是自找麻烦？照这么说，这位余小姐的问题既不是她享受了特权，也不是她家里太有钱，只是她不该没事找事去拍那段视频。

微博上另一位科技博主“深夜无眠”也觉得，人家花钱救命很平常，“虽然这对夫妻装逼，但这真不算特权”：

开着20万不到的车自驾叫特权？

自费凑120万包机叫特权？

住着最普通的病房叫特权？

还银行职工有特权？

全国银行职工很多呢，都有特权嘛？

只能说，自低身份的人，看什么都是特权。

见过真正的特权嘛？

他进而怒斥：“新京报、南方系媒体，包括一些地方的媒体，还要公布当事人隐私，吃着地域和无知的流量，真的难看。最恶心的是媒体带节奏，而且还造话题。……一些人都没献血过，连应急献血都不懂，连血液应急办的存在都不知道，还在那哔哔……”

这些说法看似各有各的道理，但不免模糊了焦点。显而易见，如果只是炫富，那就算反感，引发的也应当是仇富心理才合理；至于自驾游、包机，这些固然也是这故事里的元素，但本身却不是引爆舆论的重点，因为公众真正在意的是这位余小姐在救治过程中得到的超规格待遇：动员当地公务员为她献血、包机转运时警车开道。

寻常百姓就算刚好手头有这么一大笔钱，你想包机都不知道去哪儿包，更别提三天内搞定了。甚至光有钱包机有啥用？这个救治是环环相扣的，得有资源协调、调动各部门都给你特事特办开绿灯。有人嘲讽说，换成普通人，当时就劝你签遗体捐献了。

怎样才算特权？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待遇，你光有钱都还买不到。

这一点，她本人也心知肚明。在视频里，她已经明明白白流露出来：自己虽然遭遇车祸这样的不幸，但在救治过程中却享受到了公主般的待遇，不止是亲人，所有人都为了她而行动起来，而她一个普通女子凭什么得到这些？答案是那个神秘的小姑姑。

这一点，她和公众一样很清楚，网上有人因此感慨：“不知道我们所有人在遇到困难时会不会也是这样动用所有人。”当然，这样的事倒是也有过，大家都在中学课本上学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然而，在我们的现实中，却是“女儿高烧40度两天，妈妈取号取到1600号”。

如果这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理所应得的待遇，那就没什么可激动的了，就像你去医院就能挂号看病，这也值得拍一条视频来炫耀一番吗？让她感觉良好的并不是家里花钱救了她命这事本身，而是她因此获得的超规格待遇。基于此，公众的质疑完全是合理的，调查也必须回应这样的质疑。

反过来说，如果这真是为救助一个普通人受重伤而动员起来的事例，那且不说为什么要扯到“小姑姑”，这难道不该好好深入报道一番吗？确实，如果这不是特权，而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待遇，那是多好的事？

我倒是也希望这是真的。

​看到一篇文章，杀气腾腾地极力主张那些为日本排放核废水做科普的账号都应追踪、标记、封杀，因为这些唱反调的都是“外国利益代言人”，必须“毫不留情，绝不手软，抱着宁可杀错也绝不放过的态度”，将这些异议“一个又一个从物理层面彻底剿灭掉”。

这位作者是一个战狼大V，一个多月前他撰文宣称“乌克兰，离战败已经不远了”，听说现在还躲在贵州的小山村里自我隔离新冠病毒，倒也算得信念坚定。他的这篇新作，发出来不到半小时，阅读量就8000多了。

他有一句话说得倒也没错：“中国的舆论环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这一批垃圾过于宽容。”只不过对于哪些才算“垃圾”，我和他的看法颇有不同。

虽然这只是个例，但看看我们的舆论场就知道，像他这样激进但安全，反倒是温和理性的声音生存处境要难得多了。

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是他的发言本身，也不是那马上成真，而是有大量的人真心认同这些说法，推荐给我看的朋友因此感叹：“我们这种认知的人，只是这片土地上的极少数人。真的极极少数。”

说到“认知”，那位战狼大V倒是也在文中说：“认知，认识，人最贵的就是这么个东西，而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最缺的，也正是这么个东西。”

显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欠缺，这就让人好奇，他理解的“认知”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那或许是某种“唯一正确的真理”，且碰巧掌握在他本人手中——这是“一元真理观”的信徒常有的幻觉。

他的认知有什么问题？简言之，他是结论先行的，没有推导，所有论述都是基于某个前提展开的，但他从来就不会去质疑那个前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否则不止他的论述，连他整个生活的根基都会地动山摇。从这一点来说，不得不承认，他更能代表国内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

这是保守主义的沃土，却是科学主义难以扎根的水泥地。因为一旦认为接受某个前提（例如“核废水是危险的”）且拒绝任何讨论，势必就不会给质疑、反思、推断留出什么余地了，而科学本身作为一种方法，正是需要检验证据、结论开放并进而发出质疑的。或许正因此，他才把“科普”二字看作是“恶臭”的。

也是基于这一点，我现在对于当下的科普能起到多大作用，抱着谨慎怀疑的态度。现实是：在一个喧嚣的舆论场上，真实的信息和虚假的信息是等价的，并不是你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就能被人信从的。

你可能会发现，那些能接受这些理念的，原本就已经是同温层的了，而诸如“14亿人的念力，海水倒灌”这样的留言在网上竟有上万人点赞，这让我很难像以往那样保持轻松的心态，将之看作是一幕魔幻现实主义的喜剧。

我原本估算这次论战双方的比例大致是3:1（乌克兰战争中挺俄和挺乌就是这个比值），但这次从网上的投票看，恐慌之下反日的，其比例是压倒性的：

说这些，既不是悲叹，也不是自傲，但这两天翻出自己十二年前写的《中国式生存主义》，确实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人怀疑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这个社会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当然，公平地说，这次好歹也有许多人站出来发声、讨论，但或是因为被消声，或是抢盐的画面带来的直观视觉冲击，要说没有一点孤立无援的感觉，那不是真的。

我清楚知道自己的处境：从这些年的几次大论战来说，我即便算不上“极少数”，“少数派”是确定无疑的；而在我们社会，当一个少数派，本身就让人有寒意，因为在汉语里，“一小撮”并不只是对数量的描述，还隐含着一种道德指控。

这次核废水的争议，我原本并不打算写什么，但昨天忽然有一堆人翻出我之前写的一篇《日本未必都好，但也没那么坏》，私信来骂我：

打码的时候忍不住想，我为什么还要给它们打码？

挨骂我也不是一两回了，能这么多年写下来，如果脸皮那么薄，肯定早就坚持不住了。我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喧嚣的舆论场是什么样，但我原本天真地以为，经历了近几年的折腾，原本好歹应该有点长进。

也难怪现在很多人说：“放下科普情结，尊重韭菜命运。”这透露出一种遁世倾向：“达则兼济天下”是不可能的，洁身自好吧！虽然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但至少隐含着一个大抵正确的判断：很多人或许只能被煽动，但无法被说服。

当然，我知道，让我们自感是孤立无援的极少数，这本身或许就是他们的目的之一，说不定是主要目的，因为这就是我们舆论场上的潜规则：一些人张牙舞爪，使用语言暴力，不成比例地占据舆论空间，造成一种绝对多数的印象，而将异议都挤压到角落里去。

之前看《自由的声音》，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19世纪的法国，各派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派、保守派还是保皇派，他们至少有一点达成共识，那就是捍卫各自说话的权利。这乍看没什么特别，但对比下就会感慨，因为在我们这里，盛行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按照滕尼斯的洞见，在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内，没有任何反思、批判或试验的动力——想必，就算存在这样的异端，也会被压抑，因为那将威胁到共同体内在的紧密一致。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不同的声音被限制在私人的表达形式上，除了少许“执拗的低音”和嬉笑怒骂，就是一片沉默。真正严肃的讨论已经很难看到，现在可能最具杀伤力的倒是一些正话反说、玩世不恭的梗，诸如这样：“抢盐证明了我国仍是适合电信诈骗肥沃的宝地。”“我妈成了日本排放核废水的第一个受害者：她在抢盐回家的路上被车撞了。”

我发现，很多人已经对“未来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不抱信心，没有什么能证明历史一定是线性进步的。翁贝托·艾柯说过这么一句话：“历史是慢悠悠、黏糊糊的，我们需要铭记的一点就是：明天的灾难是在今天萌芽和成熟起来的。”可想而知，对一个庞大的国家来说，转身就更慢了。

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为个体的我们，都太渺小了，连我们脚下所站立的礁石，也可能随时被淹没，此时的呐喊，不知道引来的是船队还是鲨鱼，但我想，历史将证明，这并不是无用的坚持。

​一场天灾，让河北涿州沦为“护城河”。

尽管很多人都还在质疑这次泄洪为何如此突然，是否还有更优的选择，但自疫灾以来，一个争论越来越频繁地浮出水面：在“京津冀一体化”的一盘棋之下，谁的利益总是被牺牲？在以大局为重的前提下，7500万河北民众、2100万北京人、1300万天津人的福祉如何发展？更进一步说，“京津冀一体化”接下来该怎么办？

局部不可忽视

网上有一个梗，含蓄地道出了“京津冀”的层级关系：“Jing Jin Ji，少一点，再少一点。”

也就是说，这仿佛是一个同心圆体系，从里往外，资源逐渐递减，越往外的圈层，处境越差。不仅如此，越是外围的还越是需要服从调配，首先满足核心部分的发展和需求，有所超越更是不敢想了。

天津原本在近代曾是北方的经济中心，但现在早就没人还这么认为了，因为很明显地，北京才是。

1958-1966年间作为河北省会，天津的繁荣一度仍在北京之上，但在直辖之后，失去了河北省作为自己的经济腹地，天津的发展反而陷入自我孤立。

明眼人都能看出，天津和河北之间的经济发展缺乏协同性，因为它们都只能是北京的配角。

至于河北，更有一个令人心酸的黑色幽默：“河北人羡慕河北以外的任意一个省。”

“知乎”上有河北人曾一语道破：“不协调多少还能自己发展，协调了就更得看别人眼色发展了。环保，限产……把你最引以为傲、最赚钱的产业压住了，而且是不讲情面一刀切。我家乡的小县城冬天汽车要限号，为什么？肯定不是因为车太多，道路太拥堵，每天限什么号是跟着北京来的，你猜是为啥呢？”

在这个“大局”之下，从行政层面传递下来，交给河北省的头等任务，首先就是保障、配合北京。

这样一来，当地的很多政策势必就没有自主权，它仿佛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而是为了他者的需要。

这种“拱卫心态”在当地社会已扎下根来，不少河北人还颇以此自豪，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北京不是“另一个平级的省份”，而是地位不同的“首都”。

河北在历史上也曾号称富庶，重工业、矿产、粮食，样样不缺，但时至今日，哪个都不算多出彩。

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很关键的一点是：当地的这些生产，重中之重不是自身的发展，而是保障北京在紧急时刻不会断顿。

这里面的关键是：“一体化”到底是谁一体化谁？

在这“大局”中，像涿州这样的河北城市，乃至天津，首先要摆正位置：你们都处于一个“被一体化”的位置，要服从大局听指挥，甚至不应当有自己的特殊地方利益，而要以“大局为重”，换句话说，你是一体化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历史学家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一书研究的虽然是他的家乡淮北，但他所揭示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则在国内具有普适性。

他指出，从清代到近代，所谓“东南三大政”（漕务、河务、盐务），相当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集中于淮北地区，尤其是明清两代以保证漕运为最高原则，为保证大运河的运道，淮北的自然生态、农耕条件、水利优势都不得不为之牺牲，“这种治水方略注定要牺牲淮北地区的利益，以保证‘全局利益’。”

其结果，是淮北社会长期、普遍的贫困化，“伴随着生态的衰变，淮北地区的人文精神与民风习尚也在发生堕落。崩溃的生态培育出了畸形的人文素质。”

为什么看起来是“一盘棋”的协同发展，最终产生的是这样一个结果？这其中的问题或许在于，政治经济学优先于市场经济学。“有形之手”的强干预，其着眼点本身往往就不是为了哪个地方的经济繁荣，而是旨在服务于更大的目标。

这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的确有利于避免重复建设，有效调配资源，但规划永远无法替代市场，良性政治的要求仍然是赢得民心。

两种不同的一体化

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近二十多年来，京津冀的差距正在拉开，所谓“环北京贫困带”并不只是一句笑谈。

前两年，我曾去过河北燕郊镇、昆山花桥镇，它们分别贴近北京、上海的边界，可以说直观地呈现了这两大都市的“外溢效应”。

燕郊号称“河北第一镇”，自2013年“北京通州将成为城市副中心”的概念提出后，购房者如井喷式增长，当时看上去楼市一片繁荣，一度高达3.5-4万元一平米。然而，你在街上能明显感知到它在城市建设上与北京的差距，不像花桥几乎与隔壁的上海嘉定区没什么分别。

最近两年，环京地区的楼市跌幅领跑全国，最深跌幅超过6成。在地民众的失落感可想而知。主要房地产开发企业如华夏幸福、福成集团等，更是遭受重创。

从2000年到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在考虑到人口变动的因素之后，北京的人均GDP增速比全国平均快了10%，但天津则慢了16%，而河北更是慢了29%。7400万人的河北，前两年经济总量一度被2100万人的北京所超越。

现在很多人可能已经不记得，直到2000年，河北的人均GDP仍比全国平均值高出12%，甚至压北方经济强省山东一头，但到2019年已落后全国平均值35%，在31个省市区中排名第26。

以北京为基准，2000年京津冀的人均GDP是100:72:37，但到2019年已变为100:55:28，这还是在北京人口大增的情况之下，三地的差距仍在拉开，意味着人口聚集的速度赶不上资源聚集的速度。

相比起来，江浙沪在同期的差距则逐渐缩小，走向“共同富裕”：上海的人均GDP一度比江苏、浙江都高出一倍，但这二十年来却不断收窄，像苏州甚至实现了对上海的反超，这还是一个半世纪以来的首次。

同样是经济一体化，长三角有何不一样？

乍看起来，某些方面是类似的：江浙皖都承接了不少上海“外溢”的机会，也都承认上海是本地区的经济龙头，但那也是要考虑自身利益的，有好处才愿意主动和上海接轨、或承接产业转移，往往是互利共赢的；但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给人的感觉是：河北、天津对北京没有讨价还价一说。

在网上有个形象的段子：

长三角：我们准备卖条船给洋人

上海：我来提供钢材

常州：我来提供阀门

苏州：我来提供缆绳

南京：我来提供动力

杭州：我来提供电子设备

然后大家快乐地一起赚钱

珠三角：我们准备卖部手机去非洲

深圳：我来提供元件

东莞：我来提供厂房

广州：我来提供人才

然后大家快乐地一起赚钱

京津冀：我们准备做个App赚钱

北京：我来提供人才

北京：我来提供场地

北京：我来提供资金

北京：你们周边把环境搞搞好啊

也就是说，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相比起用行政指令的“有形之手”来安排经济活动，更多地通过市场这一“无形之手”进行协调合作并实现互利共赢的。尤其是随着现代经济越来越复杂，这种方式的一体化更能辐射带动不同地区的发展。

魏丽华、李瀚林的论文《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回顾与展望》对比了京津冀和长三角，在综合协调、经济协调、公共服务协调和开放协调这四大维度中，测算了7项相关指标。

结果发现，2011-2019年间，除了收入协调、开放协调之外，余下的GDP协调、财政协调、消费协调、教育协调、医疗协调指标值均大于长三角，且其协调水平呈下降态势，必须加快破除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解铃还须系铃人

从国际和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区域发展经验来看，有效市场的建设离不开有为政府的政策设计和规划引导。但首先需要主导者集思广益和多向思考。尤其需要广开言路倾听民间呼声，深入调研理解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顺势而为科学决策。

此次灾后重建，其实也是重新思考“京津冀一体化”的最佳时机。

如何才能实现京津冀的高效协同？

有提议干脆津冀合并，河北省会迁至天津，这样天津重新获得河北作为经济腹地，还能更好地整合资源，引领全省发展；还有人说，不如京津合并，成立一个4000万人的超级都市，这样天津可以全面对接、融入北京，真正实现“一体化”，再作为一个增长引擎带动周边。以上种种想法，都需要科学细致的沙盘推演，而非大手笔一挥。

这样激进的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短期内恐怕很难获批（至少，1997年重庆升格直辖市之后，再无省级单位调整），但它确实真实地传递出一个社会现实：在国内，协调资源的最好办法首先是行政边界的调整，但跨行政区的协同发展就往往比较困难。

相比起来，在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在跨区域乃至跨国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得多的作用——如纽瓦克作为纽约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政上其实属于新泽西州；东京都市圈包含一都三县（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在欧洲，法、德、瑞士三国交界地带以巴塞尔为中心，协调发展，边界丝毫没有影响资金、人才和货物的流动。

人家连国境线都没有妨碍彼此的合作共赢，那国内更没有理由不破除行政壁垒。任何一个中心城市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周边的塌陷对它而言也未必是好事，因为社会自主发展带来的支撑力量，才能源源不断地孕育出经济活力。

时至今日，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反思：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是实现1+1+1>3，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激发各方参与者的积极性，顺势而为、人心所向，路就通了。

那不是要“谁一体化谁”，而恰是要尊重各方利益，在市场上实现双赢，才能做活“大局”。

被洪水浸泡的涿州

北方洪涝牵动国人心，有灾民当然就得需要救灾物资，但这一次有所不同的是，不少明星特意绕开红十字会等救助平台，直接向灾区送物资。

8月4日，赵丽颖向涿州捐了大量食品、矿泉水、卫生棉等，精准到村，并由其表弟亲自押送直达。此前，身为河北旅游宣传大使的她一度被轰反应太慢，但这次捐赠却广受好评：精心挑选灾民急需物资、直接送达，没有任何前戏，物资到了才知道，有人因此赞许：“这是真正的爱心，不是摆拍，是干实事的人。”

这么做的并非只有她一个人。另一位河北籍的明星王宝强，8月5日被人目睹在保定定兴服务区亲自押送六大车的物资，据说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洪涝灾害发生后，哈尔滨籍的明星贾乃亮紧急调拨3万多桶自热锅盒饭和15万瓶矿泉水，送达老家黑龙江各地，以缓解灾后食品紧缺问题，甚至还有50个抽水泵。在此之前的8月4日，他还向河北阜平捐赠了6万斤大米和6500升食用油。

与以往这类善举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明星们不仅大多以个人名义发放，并且是“亲自救灾”，这赢得了许多人称赞“好务实，好给力”，然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本来，演员的本职是演艺，救灾不是他们擅长的事，交给专业的机构去做就行了，但在国内却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心态：人们会觉得，同样一份物资，你亲力亲为地送到，更能证明你的道德真诚。也就是说，人们不喜欢和非人格化的机构打交道，而更喜欢面对面的“情义”。

与此相应的是，社会上普遍存有一种对中间机构的不信任感：不乏有人说，像赵丽颖、王宝强这样直接送达的做法之所以显得“真心实意”，是因为绕开中间平台的做法，“避免了捐款物资被人贪污”。

这可不是只有少数人这么想。前些年郭美美事件、武汉封城救援中，红十字会的表现已经接连重创其公众形象，不仅让人怀疑这一组织内部存在严重贪腐、运作不透明，连救援的专业能力也不行，那凭什么相信它这次就能做好？

无巧不巧，这次红十字会的表现，似乎又一次印证民间对它的不信任感是有道理的。

北京红十字会的一篇防汛救援报道，所用的照片被群嘲是摆拍，因为工作人员的裤子和鞋子明显干净到亮眼了，有人揶揄这是“感动了自己，恶心了别人”，还有人看出了门道：“后面的脏衣服是临时工，前面干净衣服的是有编制的，一目了然。”

还有人扒出红十字会的一个细节：捐款清单上的物资不仅价格偏贵，也不符合灾民需求（比如这么大热天居然送西服），而且物资供应方的法定代表人，竟然和北京红十字会的常务理事会某成员同名。天底下真有这么巧的事？

看了这些内幕后，像下面这样民粹化的感慨，想必很能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所以说，救灾、救急这种事，很多时候，最该防的并不是灾民和穷人，很多时候，我们要防的，恰恰是一些有权的、有钱的、有势的人。

千万不要考验人性，千万不要觉得有权的、有钱的、有势的人都能良心发现而且一个个都对灾民和穷人带有善意。

但是等一等，那些明星难道不也“有钱有势”吗？为什么他们就值得信任呢？

这种怀疑，与其说是底层人民针对“有钱有势”者，倒不如说是折射出他们对代理机构的不信任感。在传统上，中国人的信任感常常来自熟人社会中亲密的人际关系，就像你天然信任亲友（要不然“杀熟”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了），但代理机构却完全不同，它只能凭借自己的专业、透明来争取人们的信任。

也就是说，这其中的关键，是建立一套“委托-信任制”：你把相关的事务委托给专家，交付你的信任，而由对方去完成你个人无法做到或无法做好的事。最典型的场景就是动手术：病患家属就算再焦虑不安，但除了完全信任医生，在手术室门外等待结果之外，别无他法。

本来，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一些代理机构应运而生，在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让全社会能更高效地运作。然而，这一进程在中国从未完成，为什么？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诸多领域，迟迟无法建立这种“委托-信任制”。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时是民众本身尚未适应（医生让病患接受并学会成为“合格的病人”，就花了一百多年，至今也没见彻底完成），有时是代理机构本身就专业能力不足，但更棘手的问题，则是其运作的不透明。

确切地说，透明化并不是建立这种信任感的必要前提。仍以医院动手术为例，病人家属没办法在手术室里现场观看，就算看了也未必看得懂，但他们只能交付自己的信任。也就是说，这种“委托-信任制”真正的基石，实际上是基于职业伦理的专业性，这就是为什么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每个医护工作者的起点。

然而，对于像红十字会这样的代理机构来说，情况就又有所不同了。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实在既不清楚它“专业”在哪里，更难在不透明运作的情况下信任它：那可是涉及到善款、物资的机构，发放好是你应该的，但要是都不知道你钱都花在哪里，以后还怎么相信你？

更关键的是，红十字会在中国具有一种特殊的半官方身份，前些年接二连三爆出那些事，对它看来也毫发无伤。换句话说，公信力并不是它存在的根基，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回应公众的关切，向每一个委托人负责。你要透明化？那就做做样子给你看。

既然正式机构无法承担起使命，那么机会势必就让给了别人。此时，明星既有财力，也有动力，而且其工作人员和粉丝团都具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行动能力。在日本神户大地震时，第一时间出现在救灾现场的居然是黑社会，当然也有许多宗教慈善团体，然而在国内所容许的环境下，明星才被证明是真正的有组织力量。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明星们亲自救灾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这样不仅顺应了民心，绕开了不得人心的中间环节，还赢得了更好的公众形象——在他们捐赠的救灾物资上，都会写着本人的名字，而不是红十字会的logo，当然受助者感谢的也只会是他们而非红十字会。

然而，这尽管确实是在“干实事”，但且不说明星们投入了多少时间精力，他们原本也不是专业的救灾人员，更关键的是：他们彼此之间是缺乏协调性的。在汶川地震时就有过，很多人自发去救灾，但没有协同地各自为战，不仅低效，对专业救援人员来说有时甚至是在添乱。

我也承认，灾情之下，有人愿意救援大抵总是好事，其道德真诚也不必怀疑，然而问题也在这里：由于对正式机制的不信任，人们转向信任明星这样人格化的非正式机制，这到头来不仅阻碍了专业性的发展，也使“委托-信任制”迟迟无法建立，也就难以应对更复杂的挑战。

这当然不能怪明星们，红十字会这类机构的责任要大得多，但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困境，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