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究竟是几个意思？

在这两年的舆论场上，只要是谈及防疫的话题，“躺平”一词频繁出现。不夸张地说，恐怕很少有哪个词像它这样引发无休止的口水战，但却从未得到清晰界定的了。有时不免让人有一种感觉：人们的争论完全是鸡同鸭讲，谁也没搞清楚所谓“躺平”究竟是什么意思。

“躺平”原本是2021年5月才骤然兴起的网络新词（根据百度搜索指数），起初指的是年轻人一种无欲无求的消极反抗心态，但很快就被清零派挪用来奚落国外在防疫措施上的“不作为”，而他们的论战对手则认为这不过是个污名化词汇，误伤太大，目标还不准。

确实，无论是欧美还是日韩、新加坡，防疫政策都远不是“什么都不管”，恰恰相反，在病毒研究、改进疫苗、扩充公共卫生资源、为社会生活常态化，都做了相当细致、完整并渐次推进的各种准备措施，最终才过渡到放开。

也因此，今年7月间，微博大V李子旸曾说：“把正常的科学防疫，贬低为‘躺平’，是我近年来听到的最令人恶心的言论——不是之一。”

乍看起来，这一论调是很容易驳斥的，但它在舆论场上从未退潮，我似乎也不曾见到哪个清零派被对手所列举的这些事实所说服。不仅如此，在国内近期放开之后，对“躺匪”的辱骂再度激活，因为很多人相信，自己的困境就是这些人造成的。

每一轮这样的骂战中，清零派基本都处于进攻位置，将一块不受欢迎的泥巴扔在对手身上，而对手则是在防御中被动地辩解“你搞错了”。这就成了一场聋子的对话：一方没能真正理解对方为什么这么说，而另一方也不想理会对方的辩解。

“躺平”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便于理解，我做了一张四象限图：

清零派所说的“躺平”，从根本上来说，是相对于积极有为的高强度管控而言——简言之，这是一个二极管世界，不是封控就是躺平，而躺平又意味着秩序的崩溃，是绝对不可取的，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来，怎么可能既放开又有序。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难以容忍异议，因为对他们来说别无选择，除了自己认准的那一条之外，其它道路都是错误的。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认定只有高强度管控才是合理正当的，而做不到这一点的统统都算是“躺平”。

然而，如果考虑到“专业干预”这一维度，就不难看出，“管控/躺平”的二元对立是虚假的。国外的防疫，大致来说，其进化方向是沿着图上的虚线，即逐步放松管控的强度，而提升公共卫生的专业应对，由此保障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

相比起来，国内的防疫一度走的是很不一样的路子。在理想化的设想中，这种做法想要同时提升管控强度和专业诊疗水平，但在现实中则在不断强化管控强度，毕竟要在两个维度同时提升是不现实的，往往是一个维度的强化以另一个维度的弱化为代价。

这么说吧，在共存派的眼里，防疫应当是多维度权衡的结果，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为此在社会认知、科学研讨和政策制定等诸多方面需要做的有很多，而在清零派眼里则没那么复杂，只是一收一放的两种选择。

共存派指责清零派口中的“躺平”是偷换概念（放开≠躺平），这话说得固然没错，然而讽刺的是，事态的发展证明，清零派确实更了解中国。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框架并没有随着国内放开而消失，很多清零派反倒是固化了自己原有的立场，因为在他们眼里，自己所担心的终于成为了现实，而他们的论敌则似乎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

现在，他们强调“国家已经尽力了”，接受现实，不能再有所抱怨，不然就是“巨婴”心态。前一阵在微信群里，就有一位群友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政府扶不起所有人。不能总觉得，自己应该拥有百分之百的自由，不仅舒适，病了还能有百分之百的医疗服务，这个太乌托邦了，神仙也做不到。巨婴想法要不得。

在他看来，那些人是什么好处都想要：“不管我是阴是阳，都要自由，我出去传染十个八个都是我的自由，但是我一定要骂。自由也要，服务也要，全都要，这种就是躺匪。”

如果是这样，那他所说的可算得是“田园躺平”——恐怕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想要好处兼得的“双轨制”，恰恰是在当下这个时代才可能孕育出来的怪胎，因为说到底，这是一种新旧夹杂的社会中常见的“制度套利”现象，真正自主、自立的个体，既不想要强加的干预，也不会想要超出自己应得权利的自由。

讽刺的是，从个人主义的视角来看，清零派才是“躺平”的“巨婴”：清零意味着权威已经提供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外部环境，这样就无须再为自身健康操心了，几乎不需要做任何事就能安享一份天赐礼物。许多人的感恩也因此出自真心，对他们来说“国家已经尽力，现在你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他们能听懂的语言。

对于那种受母体保护的温暖感，他们至今留恋，对他们而言，独立是非自愿的被动过程，他们为此怨恨那些让自己陷入这样艰苦境地的异端。

日前，我在《谁才是更冷酷自私的人？》一文中强调，放开才是常态，一个人如果为了求取绝对安全，也可以自己封起来。结果有读者私信骂我：“我愿意自己封自己，但就太平了吗？你是想我一直不出门买菜，被活活饿到吗？你就是流氓逻辑！就是冷酷无情！”

显然，在她看来，放开就让她陷入担惊受怕的境地，而未能满足这一绝对安全心理的主张，当然是冷酷无情的。

重庆，11月仍在加紧建造方舱

为什么中国社会有这样特殊的心态？我想原因或许在于：中国人历来缺乏公共生活，人们的主要生活一直被家庭这样一个亲密、狭小的社会空间所笼罩，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实际上为许多人理解政治提供了原型。许多家长掌控欲极强，可以无微不至地“关怀”子女生活的所有方方面面，而很少会有意识地培养子女逐渐走向独立。

这样，如果子女的自主意识并不强，那就会认同家长的高强度干预都是正当的，是为了自己好，他们担心的并非家长管得太多，而恰恰是他们对自己“撒手不管”，因为根据这一逻辑，“管”意味着“爱”。

公平地说，像这样的情形，在国外历史上也出现过。1958年，在战后的去殖民化浪潮中，非洲小国几内亚宣布独立，拒绝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立刻将所有法国专家、资本撤离——你不是想要独立吗？那现在给你。看你离开了我，能怎么独立。

也就是说，这种完全撒手不管的“躺平”，与那种高强度的干预，恰是家长制的一体两面。一如有人嘲讽的，这就好比“你娃才吃了一个月奶，你丢给他一张锅盔，说你自己啃，那是谁的问题？‘你要学着自己长大呀。慢慢啃吧。’”

真正的放手，并不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摆荡，而意味着在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基础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英语里有一句常见的问话：“Can I help you？”（我能帮你吗？）小时候初学，总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社会里这样表述显得很别扭，长大后才意识到，即便是想好心帮人，也是需要征求他人意见的，因为对方未必需要你的帮忙。这就是边界感。

从这一意义上说，“躺平”这一概念的内涵或许不失为对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理解，但我们不能仅止于。实际上，中国思想中也早就给出过答案，只是需要我们正确理解：“无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do-nothingness），而是在充分认知“大道”（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顺其自然，不要过度作为，才能达到更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