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痛批张文宏，问题在哪里？

对舆情稍有留意的人大概都注意到了，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自己公众号“饶议科学”上再三发文，连日来痛批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可谓火力全开。

他为什么要骂张文宏？导火索是12月17日张文宏在2022年中美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病学高端论坛上表态：“我们即将走出这次疫情已成定局，这个趋势不会再逆转。”

这番话可能让普通人感到安心，但在饶毅看来，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纯系谣言”，因为“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断定疫情走向，没有一个人可以排除疫情永远伴随人类、一年三次、每次轻重没有规律地摇摆”。

他奚落这是“科学不足，又不肯承认，而经常说错话”，“个人的科学训练和科学前沿敏感性不够而不知道”。

两天后，他更进一步将打击面扩大到了张文宏的支持者们，影射、挖苦张文宏缺乏专业水准，所说的话只不过是为公众提供了“一出几年不衰的心理按摩活报剧”，而他的支持者“力图将一位心理按摩者捧为神仙”，是“为造神而践踏原则、牺牲科学的伪君子”。

饶毅这一轮的猛攻，让许多人深感诧异乃至震惊，虽然学术观点的分歧是常有的事，但为何出以这样大字报风格的人身攻击，实在让人看不懂，以至于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不是“饶毅说得对吗”，而是“饶毅为什么要这么做”，甚至是“饶毅怎么变成这样了？”

他为何如此反感张文宏？张明扬认为，这本质上是派系争斗：“就科学谈科学，就医学谈医学，饶毅无疑是一名高水平，有预见性的科学家”，但他多次主张封控，“一直伪装自己没有既定立场，将自己的防控偏好‘隐藏’在对‘科学态度’的反复宣示中”，实际上是个“隐蔽的防疫爱好者”。

张文宏当然并不完美，并非批评不得，但有人发现，张文宏曾说了一些和主流专家“很不一致的观点”，但饶毅的批评是有选择性的，“很少去批评深受权力宠爱的学阀权力”。换言之，批评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有失公允，“张文宏的成绩你也要看到啊，何况，你也骂骂别人呢？”

这是中国社会旁观纠纷时常见的态度，尤其容易激发人们对弱者的同情——骂得太狠，“连我看不下去了”，言下之意，“虽然张文宏可能有毛病，但你骂的时候态度好一点啊！”

另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反应更为中立，强调的是公共讨论中应遵守基本的规则，就像押沙龙所谦称的那样，“我判断不出关于饶毅张文宏他们的是非对错，只是单纯不喜欢这样的骂街而已”。

也就是说，科学家好歹是“有身份的人”，至少在观点交流时应当绅士一点，饶毅看起来是“失态”了。更进一步说，不论观点如何，都应对事不对人，不必上升到人身攻击，对错没那么重要，应当允许不同的观点并存、交流，并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

“没有谦让，对话就无法存在。”

这些说法各有道理，但能说服饶毅及其支持者吗？我想是不能的。

争论中讲规则的前提是“所有观点都是平等的”，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恰恰相反。林肯在面对南北战争的争论时曾对人慨叹：“你已经活了这么久，难道还不知道，对于同一个问题，两个人可以有完全不同但都正确的答案吗？”他这话肯定让许多人为之骇异，尤其我们中国人早就习惯了，每个问题都仅有唯一一个正确答案。

何况，就算政治、社会的问题有不同答案，但科学问题难道也这样？既然真理是唯一的，那么任何与之不一致的观点，就只能是错误、低劣乃至邪恶了。

这样一来，什么礼貌、规则就统统不是问题了，“态度好一点”不过是和稀泥，毕竟，对待错误的异端有什么好客气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秉持错误观点的人心慈手软，只能意味着自己信念不坚定，还有动摇。就像中世纪的信徒对魔鬼、女巫的憎恶，在他们看来这完全不过分，黑的就是黑的，不然还要承认“魔鬼也有优点”？

在这种情况下，对手的妥协退让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再怎么样都是错的。饶毅三年来不止一次批张文宏，但张文宏似乎从未回应过，有些人认为仅此就可见张文宏的态度更可取，然而在饶毅的支持者看来，这只不过是他哑口无言罢了，甚至更可恶——以退为进来博取不明真相的公众同情。

事实上，不回应不过是“拒绝服从”的委婉表现，而在权威主义伦理学中，服从才是最大的善。只有一种行为能让你的过错得到宽恕，那就是真诚认罪，承认自己的错误，一如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所说的：“即使一个人犯了罪，只要他接受惩罚并感到有罪，就会使他变善，因为这样，他就是承认了权威的优越性。”

对这样的心态，我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多年来，我在公共讨论中被无数人骂过。虽然我基本从不回骂，有些人赞为“辩风真好”，但另一些人则嗤之以鼻，理由很简单：你态度再好，也不能让你错误的观点变正确。最后的结果，是我在豆瓣上落下这样的名声：“维舟是好人，只是脑子不清楚。”

这就是关键所在：对这些自信找到了真理的人来说，宽容是不必要的，观点的正确与否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那么，哪种观点才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呢？不好意思，恰好就是他本人所持有的那种。

这远不只是饶毅的问题。龚鹏程在《近代思潮与人物》中指出，“把批判对象视为恶，以自己代表善与正义”，乃是“近代知识分子权威人格的根源”。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蒋介石1927年说过的一句名言：“我就是革命，谁反对我，谁就是反革命。”

社会学研究也证实，在1960年代的城市中学里，“权威人格”是孩子们身上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性格。对权威的顺从，和对异己群体的攻击，乃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因为他们不仅自信站在正确的一边，往往还抱有一种纠正“错误”的强烈使命感，为此，任何激烈的手段都是允许的。

很多人都说，饶毅可是科学家啊，他自己不也一直强调要讲科学？我的感觉是：饶毅对科学的理解是古典式的，那是一个圣殿，其中智者就像祭司，高踞在等级制的顶端，掌握着至高的权威，他说的话就是神谕。19世纪的圣西门主义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处于绝对完美的秩序之中，没有给自由地犯错留下任何余地。根据这种特殊的理解，“科学”乃是少数知识精英垄断的真理。

我不认识饶毅，但如果那些檄文确实是他本人写的，那么这就是文本所透露出的人格特质。当然，权威人格也不过是一种分类，我在意的也不是抨击饶毅，而是试图理解这种社会性格的普遍性，进而为当下的舆论提供一种解释：为什么饶毅们如此痛恨张文宏？又为何这么激烈？

答案或许是：在饶毅们看来，张文宏是假权威，是伪神，窃取了他们所看护的真理圣杯，这是最不可容忍的。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饶毅一直盯着张文宏的“资格”不放，用他的话说，“绝大多数医生不是科学家，这是常识”，言下之意，科学家才掌握终极真理，而他本人当然是——张文宏讲的那些大白话，都是老百姓听了高兴的“心理按摩”，算什么学术成就？

饶毅曾被广泛视为具有理想主义的科学家，也因此，这次很多人惊讶他的表现，但对他来说，这恐怕并不矛盾。或许正是他在学术上的追求，使他更难容忍在他看来“不正确”的观点，助长了他对权威的认同，而这也与国内长久以来“专家治国”的理念契合——任何领域都离不开权威，能一锤定音地给出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在他看来，张文宏没有这样的资格。

因此，谈什么不同观点、态度、规则，都无法从根本上驳倒他，那么他这么想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想是，他对“科学”和“专业”的界定都太狭隘了。他可能太沉浸在自己所擅长的神经分子生物学领域，而用学术前沿、论文水平等科研标尺来衡量张文宏，就觉得他处处显得“科学不足”，不过是个“网红”罢了。很多人都不自觉地有这样的问题，我一位朋友曾将广受好评的散文家批得一无是处，我后来才意识到，她其实是用学术论文作为参照系来要求散文。

当张文宏判断“走出疫情已成定局”时，指的其实是这一轮高峰过后，我们终于可以告别三年来的防疫局面，生活逐步回归正常。这是公共卫生的视角，也是普通人能理解的话语。然而，饶毅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排除疫情永远伴随人类、一年三次、每次轻重没有规律地摇摆”时，所着眼的其实是病毒学的视角，浑然不顾张文宏再三说过“人类不可能消灭病毒”（那就意味着它随时可能重新出现）。视角的差异，使得他恐怕曲解对方都不自知。

他以病毒为中心，但忘记了在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我们更要关心人的处境。在这里，他所遵循的是19世纪末出现的细菌理论范式，认为健康状况只是微生物层面的问题，然而，现在医学（尤其是公共医学）早已进入生物-心理-社会范式，需要全社会改变认知模式，协调各种资源，才能应对这一重大挑战。

饶毅看不起张文宏的学术能力、专业水准，就分子生物学的科研成就来衡量，这应无疑义，但如果从全新的范式来看，那么他所蔑视的“网红”和“心理按摩者”张文宏，在改变社会认知等方面，不夸张地说居功至伟，比他本人起到的作用大多了。承认这一点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如果说饶毅傲慢，那么他就傲慢在这里。